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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紧急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主持下开得颇为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共产国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领导层的决心。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的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党内，为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开了中共对犯错误的同志在组织上进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河。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发给他让他阅读，用张国焘的话说，他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随着陈独秀、彭述之的停职，原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张国焘无形中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从罗明纳兹到中国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他对罗明纳兹的意见不能苟同，还有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错误和为陈独秀鸣不平的要求，这自然为瞿秋白和罗明纳兹所不悦。

到上海后，张国焘对于党内正在增长着的“左”的错误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担心再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张国焘这种担心或者说投机心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他已经从“八七”会议的文件中看到了惩办主义的苗头。这一点当时中共党内其他人也有感触，周恩来就认为：　“‘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不仅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且还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八七”会议兴起的惩办主义之风，使自以为是的张国焘也心有惧意。还在刚到汕头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报告：　“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也许张国焘认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处分，一方面对现中央领导的工作保持缄默，就会侥幸免受处分。但他估计错了。

11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通讯》第7期看到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一个信号，如果不予理睬，定会使他陷入困境。于是，11月8日，他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希图澄清自己。

张国焘为什么对张太雷的报告如此敏感呢？

原来，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说：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页。

张国焘深知，如果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张太雷的建议，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所以，他才决定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护。

张国焘在信中首先说明张太雷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后详细叙述了南昌起义前的7月26日会议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对于他是不是“假传圣旨”，他这样写道：　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纳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　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从会议讨论的情况分析，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　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他奉命到南昌后，就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尽管后来他还是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始终认为对于暴动应取慎重的态度，不应过早和张发奎分化。在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是假传圣旨，他写道：　“若说我是假传圣旨，我是心不服的。”《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无论张国焘怎样为自己辩护，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