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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研发费用是一个黑箱，你依然可以通过将研发费用总额除以新药的数量得到每一种药物的大致成本。我们猜想其结果应当是一个稳定的数字——如果每一年进入市场的新药数量变化不大，并且每一年的研发费用总额也基本稳定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此。2000年，制药业宣称其研发费用为260亿美元，该年度上市的新药有98种。如果按上述方法计算，那么每一种药物的税前成本就是不超过2亿6千5百万美元，税后的成本大约是1亿7千5百万美元（研究和开发费用是可以在税收中扣除的，而制药公司现在的税率大约为34％）。这应当是成本的上限了，因为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的总研发费用中可能包含了一些促销活动的费用，而且该行业还享受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2001年，该行业宣称其花了30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费用，但是只有66种新药进入市场，那么每种药物的税前成本更高——达4亿5千5百万美元，税后成本是3亿美元。正如你所看到的，决定每种药物成本的关键，在于当年上市的药物的数量——多么荒谬！

一个消费者激进团体“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他们考察了1994年至2000年间进入市场的所有药物（这样就消除了不同年份间的变化），并且考虑了研发费用和药物上市之间较长的时间间隔。他们发现在那个期间上市的药物的税后成本大约是每种1亿美元。其他一些独立的分析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使采用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自己的总研发费用数字对20世纪90年代的成本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也是每种药物的税后成本大约为1亿美元。这确实不少，但是离该行业宣称的8亿2百万美元还是差得很远。

虚构的数字

那么这8亿2百万的数字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它们？这个数字是一群经济学家得出的，为首的是塔夫特药物发展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的约瑟夫·迪马思（Joseph　DiMasi），他们的观点在2001年11月30日费城的媒体见面会上受到了大力吹捧。塔夫特中心主要由制药公司赞助。这项分析结果是他们十年前进行的一项分析的更新，这个数字是上次的两倍。这次媒体见面会之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以及制药业的领头羊和卫道士们就开始将这一发现鼓吹为药物价格高昂的合理证据。塔夫特中心主席肯尼思·凯特林（Kenneth　I。　Kaitlin）说：“将新药引入市场总是一件非常昂贵并且充满风险的事情，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成本仍然在直线上升。”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主席艾伦·霍尔默认为这项研究证明了“药物开发成本惊人的昂贵”。媒体似乎就按照表面意思接受了这种说法。例如，第二天，《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新药的研究成本直线上升》，并写道“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处方药的圆桌讨论会今天召开了，塔夫特大学的学者们研究表明，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是1987年的两倍多，高达8亿2百万美元。”其他媒体也报道了相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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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上究竟花多少钱？（2）

直到一年半以后，塔夫特中心才将这项研究发表，我们才得以了解这项分析是如何进行的。他们研究了十家制药公司在十年内开发的68种药物。但是这十家公司的名字和这些药物的名称从来没有披露过。此外，所有关于这些药物成本的资料都由这些公司秘密地向塔夫特中心提供，并且据我所知，研究者们并不能证实这些资料的正确性。他们想当然地接受公司的说法，而我们想当然地接受他们的说法。这种情况在科学论文中是极其罕见的，通常，读者应当能够获得关键的数据并且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

但是关于该论文，有一个问题可以肯定。那就是这8亿2百万美元与《纽约时报》所说的“开发新药的平均成本”毫无关系。该数字只是指屈指可数的几种最昂贵的药物的开发成本。让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误解，因为这很关键。

每一年，FDA都会批准一些新药的申请，这就意味着这些药物可以上市了。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新药”。例如，我在第一章提到，2002年该数字是78种。但是这些新药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包括新发现或者新合成的分子。FDA将这些药物划分为新分子实体药物（new　molec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