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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赫胥黎的警告（2）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该运动据说由工人卢德（Ned　Ludd）发动。——译注】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