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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到山东交涉署上班。当天，特派员公署被日军围困，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一群日军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又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

当晚9时，50多个日本兵又闯进署内，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当天刚刚挂上去的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他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　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军将署内1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再用刺刀乱戳乱砍。当夜，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勤务兵张汉儒外，都被杀害。据张汉儒回忆说：

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整个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妇女无数，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当时，亲自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他最后决定，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升级，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随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当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后，日军则继续从关东军增调第28混成旅，从朝鲜军抽调临时派遣飞行队，与先前抵达的部队一起，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奉命抵抗的中国军民进行屠戮。【1。　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为北伐及蒋介石和民国政权的奇耻大辱，讳莫如深。2。　堂堂北伐军竟然不抗击日军入侵山东！这无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和北伐历史的奇耻大辱。】

就在北伐大军进逼津京的危急关头，5月7日，日方又派江藤去找张作霖。江藤强调说，由于时局关系，满蒙新五路协约有迅速签字的必要。

张作霖迫于无奈，咬牙同意了延海、兆索两条铁路。第二天在大元帅府将两项合同盖上了印章，并亲书“阅准行”。当晚，町野和江藤又与交通部次长赵镇签订了敦图、长大两条线的合同。（注：以上两次签字时间，另有分别为5月13日、15日之说。）

当月中旬，张作霖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任总副司令，部署三路大军准备决战。

值此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与###的奉军决战前夕，田中内阁连日会议。虽然张作霖已经冒险口头应允了满蒙新五路，并签署了其中四条，但日本当局还是决定抛弃张作霖。5月16日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决定让张作霖率奉军退回关外，促成东三省划地而治。

17日，芳泽奉命劝说张作霖：“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是万全之策。”并提出将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作为保障奉军顺利撤回老家的前提条件。

张作霖对日方临阵拆台和趁机敲诈勃然大怒，当即拒绝。芳泽彻夜说服，张作霖最终勉强同意暂行撤回关外。

第二天，日本政府向奉军和北伐军两方发出警告照会：

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盖满洲地方治安之维持，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发生足以引起治安扰乱之事态，自为帝国政府所欲极力阻止。是以，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

在发出照会的同时，田中内阁下令驻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进驻奉天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长官冈村长太郎随即拟定19日下令向奉天和锦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