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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馀，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显然，阿Q弄不清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对改善自己处境的要求却是真实而且迫切的。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

小说这样介绍了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伙“革命新贵”上台之后干些什么事呢？举人老爷为了要追一个农民“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可以把这人抓来下到狱中。而阿Q，竟被这个革命政权为了示众的需要诬为盗匪枪毙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设想一下，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小说是这样回答的：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够了！阿Q王国的政治纲领就是如此！小小一个阿Q何足道哉，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的作为，不就是一个放大了一百万倍的阿Q吗，那时，革命尚未成功哩。

阿Q就刑之际，说了句颇有点英雄气概的豪语：“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恐怕真是会这样。一个阿Q倒下去，千万个阿Q站起来！鲁迅是预见到这一点了的。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

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和绥惠略夫（2）

他这些话是1926年写的，到了1933年2月21日，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在鲁迅看来，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就是阿Q的统治。

鲁迅以极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创造了阿Q这个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作为阿Q性格特征的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他能把所遇到的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解释成为自己的“胜利”。他是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使他得到一点宽慰。这样，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顿和屈辱都是可以忍受的了。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想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是胜利了。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这真是惊人的自欺和麻木！这一方面是他无力反抗的反应，一方面也使他不再想到认真的反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拜伦的态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也就是鲁迅自己对待阿Q的态度吧。不幸的阿Q，你怎么这样没出息，怎么不起来斗争啊！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