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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期间躁动不安的中国保险业，制造了史上最大的一批坏账——“利差损”，成为长时间危及行业的毒瘤。1996—1999年，无知而蛮干的中国保险行业的主色调：暗红色。

1998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保险行业的监管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转折将在1999年之后出现，不过，有的向上，有的向下。

1996年11月，友邦进入中国4年之后，加拿大宏利人寿拿到了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中宏人寿闪亮登场，成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

开业之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雷蒂安莅临开业典礼，并主持剪彩仪式。两位总理同时主持开业，时至今日，此等规格尚未有人超越。加拿大宏利吹响了国际保险巨头挺进中国市场的集结号。不过，此时外资寿险巨头已经不复AIG之运气，只能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中宏的股东架构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其中方股东为一家非保险机构（另外一个特例是1999年成立的金盛人寿，股东为法国安盛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

早期中国寿险市场的开放模式，更为常见的是海外寿险巨头携手国内保险公司的“保—保”模式。这样的设计，显然沿袭了产业政策的开放逻辑，即市场（合资）换技术。

1998年10月，两家“保—保”模式的公司先后成立。全球最大保险集团之一的安联保险进入中国，和大众保险合资成立安联大众，注册资本2亿元。旋即，太保和美国安泰组建太平洋安泰，注册资本金5亿元，成为当时注册资本最大的合资寿险公司之一。

此后，2000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保险组建中保康联。2001年2月，美国恒康人寿和天安保险合资成立了恒康天安。

合资就是一场博弈，尤以“保—保”模式为甚。

外方，除了进入中国的点缀意义之外，最垂涎就是管理权；而中方，引入外资的潜意识就是为了“偷师”，论熟悉程度、学习能力，当然以内行——国内保险公司最优，因此“保—保”模式自然成为市场开放的首选。

不过，第一批的合资公司遭遇的最大挑战不是内战，而是股东，或者股东策略的变化。上述6家公司中，4家公司的股东横遭更替。例如安联大众的中方股东大众保险最终退出；美国安泰被荷兰ING收购，并形成了两个安泰一南一北的尴尬对立；康联保险开业后不久便被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吞并，保险不是新股东的重点业务；最不走运的是恒康天安，其外方股东恒康人寿被宏利国际收购，直接和中宏人寿在上海“撞车”。

同时，由于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先后上市，旗下的合资寿险公司亦因为竞争关系，而被预期迟早转手他人。

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巨头，多受困于合资模式，遭遇成长的烦恼。而这六家幸运的先行者，多数成为难言成功的小白鼠。第一批合资公司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不仅保费规模长期落后于纯外资的友邦，和中资公司更没有可比性；就算合资同业，先行者也是不断被其他新的合资公司所赶超。

先发却不先到，合资“先驱们”都没有摆脱“龟兔赛跑，乌龟快于兔子”的发展怪圈。

利差损毒丸

1996年5月肇始，央行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至冰点1。98％。快速的降息打得国内稚嫩的保险行业晕头转向，导致中国寿险行业出现巨额的亏损。

中国保险行业的三大不良资产，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的“长尾保单”，第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乱投资”，但是负面影响最大的却是最晚产生的“利差损”。

所谓“利差损”，简而言之就是给客户的回报过高，超过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使得保险公司出现巨额的亏损，最终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危及公司、客户和市场等三方参与者。

造成利差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预定利率偏高；另一方面则是投资收益偏低。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保险公司主要投资在债券市场及货币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投资收益与利率水平成正比，降息则收益下降，反之亦然。

举例而言，1996年卖给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