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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异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异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