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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越来越多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赵树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对于“三面红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写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国家对集体生产的部署，只管集体应该向国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他不要管。60年代，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建议。1949年后，赵树理虽然也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剧命运的作家，他一生为了“人能活得像个人”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没有*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药蛋”派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离世的作家。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2）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4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但凡被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常常为意识形态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鲁迅悲剧”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赵树理悲剧”中可能是“通俗性”，一为内容，一为形式，以此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小二黑结婚》在叙述太行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把主题集中在反封建的一个具体事件上，也就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方面。作为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精神扩展的基本内容，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成为赵树理这篇最知名小说的主题。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是从变革当时的婚姻制度开始的，因为革命运动以动员青年参与为主要方式，而对青年来说，变革婚姻制度是较有效的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这也通常被认为是启蒙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时，对女性权利的张扬和认可是以预设女性为旧婚姻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为前提的，这也大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但较少有作家深入揭示“娜拉走后”的问题。赵树理也没有超越这个历史局限，他以“大团圆”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在《小二黑结婚》的第六节中，赵树理这样叙述：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