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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逝世后，她的生平简介中说：“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还想说，丁玲的党性，她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共产党员作家的典范！

人间的风雪呵，风雪的人间！正是在北大荒无边的风雪中，我望见了一个不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崇高形象！

于北京

。。

题记

我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大荒探访丁玲生前在这里生活、劳动的事迹。我沉思地紧靠在急速奔驰的列车车窗前，从车窗窗口向外望去，在一望无边的辽阔黑土大地上，我仿佛看到印着一条很深很深的脚印，这条脚印，从严寒的风雪荒原，一直通向北大荒人温暖的心间，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坎坷岁月之中，这位曾是勇于呼唤新的觉醒与追求的中国文坛上左翼文学的战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和北大荒人同欢乐，共艰苦，扎根风雪荒原12年，从人民中赢得了理解、信赖和敬仰。从桑干河到北大荒，从深深地印在北国边陲这片辽阔的黑土大地上的脚印，我仿佛听到一个革命作家坚贞不渝地走在人民中间的坚实的脚步声……

动身去北大荒前，我在陈明家待了整整两天。陈###情沉重地回顾着往事时，我感受到：他的那颗失去亲人的心，仍在微微地抖动。从他的回忆中，我得知了丁玲去北大荒之前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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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侯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