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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的轰炸仍在继续。北约不但加大了投弹密度，又不断增加波次，白天炸，晚上也炸，军事设施要炸，民用设施也要炸。北约甚至轰炸了医院和监狱。南斯拉夫当局修复好的发电和供电设备又一次次被炸，整个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傍晚，我和战友们吃完晚饭，到外面散步。街上没有灯光，行人也很稀少，偶尔驰过的汽车，撒下瞬息即逝的暗淡灯光。没有月亮，稀疏的星辉，隐在朦胧的夜色里。凭这稀疏的星辉，依稀可辨建筑的轮廓、前面的路径。我们边走边谈论一天的时事，当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何时停炸。没走几步，空袭警报响起，我们只能返回住处。记得，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轰炸声惊醒。那轰炸声是如此逼近，好像有人敲打窗户，仿佛那炸弹就扔在旅馆的墙角下。我披衣起来，推开隔壁李银堂的房门。我们俩住在一个套间里，中间有门相通。我问他究竟炸了哪里？他也披衣起来，我们两人凭窗向外望。可是，窗子是双层有色玻璃，既隔音，也不透光，又无法打开，在窗前看了半天，只见茫茫无边的夜色，偶见远处爆炸的火光，那轰炸声，忽远忽近，经过玻璃的过滤，传了进来。这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消息。我和李银堂在窗前观看良久，不得要领。李银堂说，不管它，睡觉吧！我们又重新躺下，过了一会儿，在爆炸声中蒙眬睡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酒家吃饭。时值初夏，我们在大船上露天临水的一面就餐。那一天，天空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响起了雷声，随之也响起了轰炸声。这雷声和轰炸声交织在一起，激烈地撞击耳鼓，人们无法分清，究竟哪个是雷声，哪个是炸弹声。不一会儿，江对岸树林的树冠被齐刷刷地削去。在轰炸初期，阴雨天是不轰炸的，主要是炸弹找不准目标。而今，阴雨天照样轰炸，可能准与不准这个问题已不存在了。这炸雷，不断在脑后响起，仿佛炸弹就在脑后，使人无法平静进餐。于是，我转过身来，面对着这雷炸交加的叫板，心境就平静多了。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俗语所说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烈士在行刑前，要面对敌人的枪口。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常侧着身子前行，为着躲过背后射来的暗箭。他还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也想起先生另外的话：目前的造物主“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那天可能我已微醉，所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又到了周末，应当想办法让大家松弛一下。可是，没有电，自然没有灯，没有电视。旅馆的发电机只给走廊和卫生间供电。这样，我们约好在卫生间里玩牌。玩着玩着，他们抽起烟来，卫生间本来不大，排气系统又不运作，很快卫生间里烟气弥漫。只有我不抽烟，他们看到我的窘境，顺手递过烟来。李银堂半开玩笑说：大使，索性你也抽吧，反正在被炸的使馆楼前你已吸进不少烟尘。是的，这些烟尘在肺里排不出去，总感到呼吸不畅。回国后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不久，咳嗽不止，去新贝尔格莱德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医生将我来查体的消息告诉了医院院长，院长立刻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这位院长同我关系不错，我曾用大使基金为医院赠送了20台电脑，为此院长举行了赠送仪式，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和他都讲了话。院长看过我肺部的X光片，立即诊断我患肺炎。此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派护士到我的住处为我打针，然后让我再到医院检查，结果阴影消失，我已痊愈。而在当时，由于北约漫天轰炸，留守人员心情压抑，炸馆之后，又为大家的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有的同志本来就抽烟，现在抽得更凶，有的本来不怎么抽烟，这时也抽起来。而我呢，感到肺部不适，对烟有些厌恶。我对李银堂及牌友们说，不行，我还是不能抽烟。我不能禁止他们抽烟，只有逃之夭夭。

当我们在北约漫天的轰炸中坚守阵地的时候，回到国内的使馆同志们组成了驻南斯拉夫使馆宣讲团，正在全国各地宣讲驻南使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