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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问：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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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君主的柏杨（2）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士大夫和中国人（1）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

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责任？

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问：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分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问：“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分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问：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绝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地烟消云散。在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儿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问：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

问：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更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

问：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我不相信保证，但是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士大夫和中国人（2）

问：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四个现代化和软件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件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件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利”政策，空欢喜一场。

问：你所说的“软件文化”是什么意义？

柏杨：沙滩上长不出大树，小小花盆里也长不出大树，冰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