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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自达，”惟独炀帝这一介下赦免令的使臣一路上“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人都发叹异。

李渊听闻御使至，也是大惊。听到赦免令，仰天而笑，说，“此后余年，实为天付。”由此，老英雄也下了必反之心，只是要发未发之际，多怀逡巡犹豫之心。

推动李渊最终兴兵造反的，除李世民外，关键要属刘文静与裴寂二人。

刘文静，字肇仁，“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时为晋阳令；裴寂，字玄真，“疏眉目，美姿容，”时为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这两个人一处为官，相知甚洽，结为好友。一夜，哥俩赌钱饮酒，裴寂遥见城外烽火，凄然长叹：“遭逢乱世，家道屡空，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刘文静笑道：“世途如此，时事可知。我们二人相扶相倚，还怕不发达吗！”

李渊入太原，刘、裴二人暗中观察，见其“有四方之志”，便起劲巴结这位英雄。特别是刘文静，慧眼识人，认为李世民“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天纵之才。”裴寂起初不信。后来，李世民与这位裴大叔假装赌钱，输给对方数百万，高兴之余，裴寂“大喜，每日与太宗（李世民）游。”李世民趁机把大计告诉裴寂，裴寂马上允诺“共举大事”。不久，刘文静倒霉，坐与李密（瓦岗那位爷）连婚，被炀帝下诏关入太原监狱。

李世民潜入牢中，与刘文静深谈。“天下大乱，唐公若能兴兵一起，乘虚入关，不到半年，帝业可成！”一见面，刘文静就劝李世民。

李世民大喜，笑道：“君言正和人意。”于是，他想方设法把刘文静先“弄出来，”然后四处部署，伺机欲发。但是，不知父亲葫芦里卖什么药，李世民也不敢轻易动手。

刘文静诈称得隋炀帝手赦，大发兵民，以伐辽东为辞，致使“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眼看水已经搅浑，刘文静又逼裴寂赶紧鼓捣李渊起兵，并威胁说：“您身为晋阳宫监，却把宫中美人送给唐公享用，此事传出，您与唐公哪个也活不了啊！”

大惧之下，裴寂“屡促高祖（李渊）起兵。”

恰巧，马邑人刘武周结众为盗，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诱引突厥兵马，准备向太原挺进。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借此机会，大发库金，分散府物，四处招兵买马。而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炀帝心腹，闻讯起疑，获悉李渊父子异动，一合计，便想以到晋祠祈祷为名，把李渊诱至其地拘捕，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吉人自有天相”。晋阳有个叫刘龙的土豪乡长，通过裴寂与李渊相识。李渊贵为帝亲，与这么一个“副科级”的财主也一见如故，喝酒吃肉，豪赌打炮。刘龙这种卑贱出身的“微细”之人，自然心中感激涕零，觉得李渊很给自己面子。同时，由于刘龙有钱，与副留守高君雅关系也不错。高君雅想“办掉”李渊，饮酒之际，自然就不拿刘龙当外人，把己谋全盘告之。刘龙出高君雅府门，一溜烟直奔李渊宅邸，“具以启闻”。

心惊肉跳之余，李渊表面镇静，对刘龙说：“您能以此事相告，深有至诚。请不要再对别人说，我自有安排。”同时，李渊暗下决心，不反也得反。

大业十三年农历五月丙寅清晨，李渊“恶人先告状”，大集僚属，声言高君雅、王威两人引突厥入寇，先发制人，当众逮捕了两人，送入监牢。两人叫苦不迭，直悔动手过晚。

更绝的是，过了两天，果然有“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纵入城郭北门，取东门而出。”李渊也不畏惧，派先前招降的贼师王康达出城埋伏。王康达等人习惯了抢略，突厥军队过了一半，中有缺停，王康达以为是队尾，忽然跳出，准备抢马。不断，后队突厥包抄，前队突厥掉头，前后夹击，把这批“新附军”包了饺子。太原城内居民，一恨高君雅、王威“引狼入室”，二畏突厥兵马强盛，三惊城内军兵众多，忧恐之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李渊周围。

李渊指挥若定。他派遣小股部队连夜偷偷出城，占据险要之地，然后，又让这些人白天大张旗鼓，大呼入城，给突厥人造成“援军不断”的假象。同时，他还嘱诫军士，遇突厥兵，“恃险勿战”，敌退勿追，使敌人“莫测”太原守将到底要干什么。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突厥各队首领互相嘀咕：“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前来马邑，大胜我辈。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不如早去，留必取死！”于是，突厥人连夜遁逃。这些记载，完全是温大雅唬弄人。真正原因，一是突厥人在城外抄掠已足，急于回去享用“战利品”；二是李渊亲自给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