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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

10

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