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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炮台交给沙内海军少将，他决定在那里留下四百人。其它海军部队前往广州，然后参加对交趾###的远征。沙内正在筹划此次远征。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5）

在天津期间，孟托邦将军还想到，要设法将死于9月18日战斗的达马兹中尉（死后被追授为上尉）的遗骸运回国内。然而，法国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件”。使团的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生了重病。他本来在9月18日的“伏击”中安然无恙，但这件事以及在通州被俘的同伴经历的种种遭遇，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此前在锡兰遭遇海难的惊吓也使他深受打击。用他同伴们的话说，他得了大脑炎。也就是说，他疯了。

孟托邦讲到，一天晚上，当他在河边散步时，曾遇到过巴士达，正处在极度亢奋状态，满面通红，脸上还长满了包。两个小时之后，当他与军官们吃晚餐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巴士达先生的“失心疯”正在发作。

天津城里呈现出一付奇怪的面貌，大街被来来往往的车马和英法联军的士兵塞得满满的。店铺里挤满了人，耳边只能听到用法语或英语问价的声音，“这卖多少钱？”（bien？或Howmuch？）。法国军队在天津街头的表现确实不那么光彩。士兵们利用在这座大城市逗留的时机，廉价兜售从圆明园里搜刮来的“纪念品”，还到处寻欢作乐。葛罗目睹了这场卑鄙无耻的闹剧，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痛心疾首。他预感到此事“将免不了在欧洲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是法国军队内部纪律松驰的再度表现，在洗劫圆明园之后，他就将此类行径称之为“道德败坏”：

“一个军人，当他把十个，二十个，五十个直至一百个法郎装到口袋里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了？此时此刻，天津正在上演这样怵目惊心的一幕：军人们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兜售丝绸、皮毛、豪华的服装，玉制的花瓶、景泰蓝”。竟然卖了三千万至四千万法郎。军官们抱怨说手下的人已经不再听从指挥。他还在信中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已经尽人皆知，我无法视而不见”。

在天津，英国的军官们还遇到了其它麻烦。尽管天寒地冻，但锡克兵坚决拒绝穿上配发给他们的棉衣，宁愿把它们存放在行李包里。吴士礼中校惊讶地看到印度兵光着腿在雪地里跋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死于肺炎。

11月22日，把指挥权交给柯利诺将军之后，孟托邦将军终于离开了天津。他乘一艘小炮艇沿白河顺流而下。在大沽，驻守炮台的指挥官布热瓦海军上校考虑到海上的气候状况，不想让他走。虽然孟托邦称赞布热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但根本不顾他的阻拦。晚上10点，半身冻僵的孟托邦将军登上了福尔班号军舰，这艘军舰为避开海冰，正泊在锚地里。

格兰特将军想让一部分步兵立即出发前往印度和英国。英国的骑兵部队要在大沽登船，必须在两天之内抵达那里（两地相距三十五英里）。但一场猛烈的暴风雪突然降临，表明天气条件将彻底变坏，迫使他要求军队在一天之内赶到。巴特尔准将担心马匹承受不了这样的强行军。格兰特坚持己见。11月23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所在团分别从驻地出发了，范纳所在团留在天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团当晚几乎同时抵达，艰难的雪路行军，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功绩……两天后，英国骑兵登上运输舰。

额尔金和巴夏礼骑马踏雪到达大沽炮台。他们住在已经被冰团团围住的海军旗舰科罗曼德尔号上。

部队上船后，格兰特将军于11月29日离开天津。他看起来很怕冷，双手插在口袋里，缰绳松松地扔在坐骑的脖子上。格兰特夫人从香港赶来，坐着一乘小轿陪在他身边。此时的河水已经几乎完全被冰封住了。格兰特将军乘格拉纳达号军舰前往上海。他的部队则前往香港并于离开大沽的三个星期之后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做短暂停留，趁这个时间让士兵们把大批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脱手，倒让买主们占了个大便宜。

然后，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一部分部队包括罗伯特·拿皮耳返回印度，他们于1月底抵达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返回英国的四个团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抵达普茨茅斯。还有一个团直到1862年春才返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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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6）

至于留在天津的人们，1860至1861年间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一直下降到零下20度，让他们吃尽了苦头。按卡斯塔诺医生的说法，“部队穿得好，住得好，吃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