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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说谎，丝毫也不觉得脸红，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许小事发生的殴斗，而司机则用一路脏话陪同我们——您得相信，他除了骂人就不会说话了。

东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灾民，长期争抢有限生存资源培养了原始的敌人意识和以狡猾为智慧的民俗。人们常常说东北人豪爽、大气。可我觉得，东北人是典型的灾民，自私、贪婪、猥琐，富有暴力倾向，有时又胆小如鼠。我认为这种性格和灾害、战乱以及历代饥民流迁这种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关性。灾民性格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但在东北，移民之间的陌生感无意间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敌对情绪，近代以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乱则滋生了深刻的恐惧感和暴力精神。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有两个精神家园：黄土地和黑土地，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间，两者同时承担了“老区”和“广阔天地”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观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如此，对于“战斗者团体”而言，无论在部落战争、明清战争、清俄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等等军事事件中，还是在屯兵戍边、土地革命、工业化改造、重构二元社会结构、梯级经济开放等经济事件中，东北地区这块黑土地都成为资源单向输出的火药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东北地区发生“富饶的贫困”这种经济困境的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贫穷并没有被征服。——当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时，这种问题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几十年来，这里惟一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军队的马蹄之下。

在东北松花江上（2）

我的祖辈来到这个小村子安家落户时村里只有3户人家。六七十年的“历史进步”在这里体现为三户人家发展为200多户人家。不过这次回来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全村像坟墓一样安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原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打工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过春节，也不愿花钱返回来，因此这几年春节也冷冷清清。有人被当作盲流“收容遣送”回来，但他们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现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见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烟，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轻松又无奈地和我谈论起这些年村里的新闻和变故。远处一些脏兮兮的猪、鸭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闲地寻食——不过那个“大坑”如今已经被岁月的风沙填平，长满了斑驳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闻”是：这十来年，只有360多口人的村子，有60多位我熟悉的父辈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大多死于贫困、劳累和疾病。而他们过世时的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在这些早逝的乡亲中，还有我两位小学的同学，他们刚刚过30岁。死因很简单，生病却无钱可医。

这种悲惨的遭遇目前正折磨着我的一位堂哥。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伯父摔伤了腿，伯母患了风湿，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则刚刚做过癌症手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谈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时，我看见堂哥正从自己家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经风烛残年……谁来帮他们一下呢？我透过农房的屋顶凝视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这世界的苦难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想起诗人海子的诗句：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我内心低呼天父，只有他为这苦难死在我们的前面了。

他们不勤劳吗？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了，但最勤劳的人最贫困，这就是这土地上苦难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贫困还滋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对巫术的迷信和对偶像的崇拜。所谓巫术迷信在农村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民间叫“跳大神”。不过我想，“跳大神”不仅仅源于无知，更可能是源于贫困——无钱治病的人显然更乐于接受巫医神汉的廉价处方。人们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认为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种巫医的法子治疗。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还是我母亲坚持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否则结果真不堪设想。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里有一些小坟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至今风从野地里吹来，仿佛是孩子的哭声……

农民有自己的幽默，他们说，千万不要再给村里换新领导来——为什么呢？旧的已经吃饱了，新的岂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