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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先“牵”一“发”而后动全身。教师人事体制改革作为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即合理又可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中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北大教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你虽然有一个关于《方案》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对《方案》和《说明》本身的误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所有这些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你如何看待这场讨论？特别是，有一种批评认为，你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您认为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张维迎：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改革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有关大学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在我看来，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也许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加上我在《说明》中有时把大学和企业作对比，有人误以为我们是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我很遗憾。其实，我想强调的正是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如为什么大学要有终身职位，而企业不能有。有些学科的教员对搞经济学的人不以为然，我能理解。但讨论改革方案是否合理，应该就方案本身讨论，而不应该因“人”废言。事实上，参与方案起草的人大部分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决策者了。

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用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到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们必须承认，在总人口中，能担当起完成大学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如果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仅有学术自由是不够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这一点我们到后面详谈。北大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我们认识到，尽管大学的理念与企业不同，但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大学与企业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竞争都是选人和激励人的重要机制。我们不能因为企业用竞争的手段，就认为大学不能引入竞争，否则就是按企业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必须通过学术竞争来实现（当然，大学的学术竞争与企业的市场竞争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也在后面详谈），这是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

赵晓：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社会上有些人惊讶，这么大的改革方案一下子推出来，其中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启动这次改革是因为政府给了钱让搞一流大学，是为响应建设一流大学号召而改革。

张维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为了向政府要钱，最好不要改革，因为政府给钱并不以启动改革为条件。事实上，就财政支持而言，这次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