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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冈村宁次见其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意识到战场态势日益不利，下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

10月1日，中国军队开始追击，10月14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冈村宁次称：“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也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全部两百万抗日敌军，而仅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事变，无异缘木求鱼。”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万余人。

这一战，导致日军2年之内都没敢再进攻长沙战区。

2年之后

第二次长沙会战

阿南惟畿吸收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分散使用兵力的教训，不再是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而是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湘北，形成湘北方面的绝对优势。作战正式打响之前，阿南惟畿下令将指挥所前移到岳阳。

1941年9月29日，日军发起对长沙的第二次进攻，进攻路线跟2年前那一次差不多，双方兵力跟2年前那一次相当，但是这次日军进攻速度加快，不跟中国军队纠缠，直取长沙，中国军队猝不及防。

薛岳对日军即将发起的进攻非但不惊慌，反倒是胸有成竹，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从第一次长沙会战至今的两年时间里，第9战区对日军的进攻已做了较为充分的防御准备。一方面各部队进行了整训，补充了武器、兵员，战斗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各部队加强了阵地工事的构筑，这些工事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筑，已经比较坚固了。

10月28日日军攻入长沙，但是除了长沙，周边地区全部被中国军队控制，日军供给线被切断，弹药、粮食都没法跟上。而此时长沙已经历经“夕阳大火”，90％建筑不复存在。

薛岳仍竭力保住长沙，在他看来，失去长沙城，让日本人哪怕有一天的占领，都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的耻辱。同时，他心中还有一层潜在的意识，那就是他要把长沙城变成中国各战区抗战的象征。薛岳命令第9战区内所有部队包围长沙，打一个大歼灭战。

日军后勤补给线屡遭打击，运输部队频频被袭，后勤补给仓库多数被毁。阿南惟畿自然很清楚，作战部队若失去了弹药、给养的补充，那将意味着什么。 日军为避免被困孤城，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开始追击，10月10日，双方阵地又恢复到战前状态。

国民党军队在此次会战中伤亡及失踪近7万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岳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第9战区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天炉战法”。薛岳“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当日军发起进攻时，第9战区的部队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自动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不是直线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12月24日，日军开始攻击，由于中国军队不打算正面防守，以打伏击战为主，日军在1942年1月1日已经攻到长沙附近。此时中国军队全线出击，对日军进行大包围、大围攻。

1月4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则全力追击，吸取之前两次会战经验，中国军队把所有桥梁都破坏，道路能破坏则破坏，导致日军撤退时行动缓慢。

1月6日，双方阵地又恢复到战前状态。

国民党军队在此次会战中伤亡及失踪近2万余人，日军伤亡5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