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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

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

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

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

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

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

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

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

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

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

集团崛起。①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

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

编：《行动中的儒学》，第　54—58　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

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　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　40　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　1979　年（堪培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1979　年），第　3　—　4　页。

① 参阅　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0　章。

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

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

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

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

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

了　２０　世纪，１９１２　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

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③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

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

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１９　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

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

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

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

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

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

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

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

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

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

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

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

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