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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二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太平庄离县城三十里，对天外的事情刘真渴望了解。她常常跑到运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队队白帆给她带来过许多美丽的没有眉目的幻想。纤夫们在逆风中艰难地迈着步子，腰身几乎弯到沙滩，他们喊出的沉重悲凉的号子，不也是刘真幼时接触的文学艺术么！

1937年“七·七”事变，土匪拉伙抢夺，难民逃荒要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村里的年轻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团，有的当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