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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姐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姐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