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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