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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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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公民及其政府（5）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这一税种是西弗吉尼亚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没有仿效者，而艰难时期到来后有21个州在1930～1935年间采用这一税种。少数自治市也跟着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市的营业税每年所带来的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诸如此类的税收，对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据估算，一个年收入1；000美元的劳动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将近61％用来购买那些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钱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作为一项联邦政策，这一计划在受到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青睐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国会的支持也很少。

随着全国禁酒令的废止，各州附带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北达科他及5个南方州都选择暂时保持禁酒，15个州使卖酒成为州专营，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私人在规定条件下销售。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地方法律不断延伸的网络。对酒精饮料征收的高额税收——由联邦政府和渴望资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以至于相当可观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继续。公众的意见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古老惯例是非法的，以支持专卖店、药店或杂货的的瓶装销售，而公开上酒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职责，在这些地方，人们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