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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左派在许多方面和领域中取得进展的时期。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一些共产党似乎即将进入政府。人们感到历史与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动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国领导人才能与之搏斗并扭转这一状况。与此同时，欧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战线上进行一场恶战。

任何地方的战斗都不如在葡萄牙那么凶猛。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几周内，我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联盟中右翼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中心的领导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而参与政治。在我见到他时，他也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自从1974年4月推翻卡埃塔诺博士的专政以来，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其他激进左派人士，与葡萄牙共产党一起，已经千方百计地成功地取得了几乎全部政权。

邻国西班牙是比较幸运的，它在佛朗哥将军于1975年11月去世后，基本上顺利地实现了独裁体制的转变。在那里，人们无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对于过于显眼的企图夺取政权做法所进行的抵抗，西班牙共产党从它1977年获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宁愿采取“欧洲共产主义”伪装的办法来同它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对应伙伴们进行竞赛。我始终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性手法，人们应该用早先的类似事物如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来理解它。它确实表明了对开明的公众舆论的力量的认识，并且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内部自信心的即将崩溃。但它并不表明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基本目标。关于这一点的唯一“证据”可以在对欧洲共产主义各国领导人员的真正态度和意图的评价中找到。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我怀有访问西德的宿愿。当然，当全球的自由范围正在不断缩小的时候，它恰好地处欧洲自由的边疆。西方的防务战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决于西德政治领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决心。康拉德·阿登纳及其继承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几位总理坚定地抵制过苏联及其东德卫星国的奉承和威胁。但是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隐蔽议事日程是按照东方的条件实现德国统一，这动摇了人们的许多设想。它无意中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促进了西德的（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中立主义态度和对东欧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的认可。人们对新东方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稳妥可靠性怀有疑虑，久不消逝，尽管维利·勃兰特的继承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很坚定，他很快就着手以他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驻扎美国中程核导弹部队的要求来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系。赫尔穆特·施密特随之对吉米·卡特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的迂回曲折做法抱着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

我渴望进行这一旅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本身的重要性，该党对保守党人来说，是另一个最大的中间偏右的欧洲政党。关于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后来成为欧洲民主联盟——的思想最初来自奥地利（基督教民主主义）人民党领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国人和我们自己必然是该联合组织中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我后来发现在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英国保守党两者的传统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远非像在意大利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德国倡导的社会市场方针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业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党派，大都奉行一种自我忏悔式、往往有点缺乏方向的经济学。

我作为保守党领袖第一次去西德访问是从1975年6月26日星期四至6月28周星期六。然而，第一个星期四晚上在英国驻波恩大使的官邸内我的头脑却集中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在那里西伍尔维奇补缺选举的选票计数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我的前任不同，我决意在补缺选举中亲自参与竟选活动，这是有点冒风险的，但是当事情进行顺利时，如同这一次的情况那样，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以7。6％的多数获胜赢得了席位。由于如通常那样党缺少现金，我没有带新闻官员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这一情况后曾向我建议，如像预料那样取得成功我应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我们同意我讲话的大意是“这是走上结束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步”，然后我会做个丘吉尔式的胜利手势一既然我是在德国，这就更合适了。戈登并没有考虑到要教我如何做这个手势。所以，第二天当我被要求就此选举结果发表评论时，我笑笑并举起了两个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兴高采烈的摄影师们把它当作一种轻松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对工党的粗俗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