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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英国也应该制订出一些规章处理在共同体法律与英国议会法之间出现的偶然性纠纷（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建立一个程序，规定当一项法令与共同体的法律无意中发生冲突时，如果有必要，要通过枢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执行，以制止法院裁决和司法思想出现的缩小议会主权范围的趋势。应该有一个只有议会才能立法的受保护事项的保留名单，包括我们宪法的调停和抗辩权。最后，我们应该拥有可由枢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权，使我们能最后防止某些具体的共同体法律和决定在联合王国生效。人们认为，我们会很少使用这些权力，可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来自欧洲的侵犯。但是有关如何采取而不是应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的辩论本来早就应该进行了。

不可能事先准确地预测这一谈判过程会在哪里结束。英国在共同体成员中会不会坐在外面的一排，我们会不会享有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后来欧洲经济区国家已享有多年的、类似的伙伴关系协定，或者，欧洲联盟会不会按照新条约在各国之间变成一系列像“可变化的几何图形”似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清楚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事实上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看法——即共同体各成员的目标和可预见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相应地制订我们1996年的战略，这是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我不相信这一方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长期利益不符。如果让欧洲联盟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它在各个级别上都会失败。它会向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强加一些它们想加入该联盟时所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将它们排斥在外。它会使南欧国家依赖德国纳税人的施舍，从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里，它会成为一种支持保护主义和制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团决心要着手重建一个现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们的选择。几乎可以肯定，其结果会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在一个民族主义重新觉醒的世界里，难以想像法国人会永远接受该国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同样，也难以设想德国纳税人会为国外的经济衰退地区提供更多的补贴以及为因生活所迫进入德国的移民提供房屋、卫生设施和其他福利，此外，还会失去德国马克所提供的保证。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由于欧洲在失去投资与就业机会，它在世界贸易与财富中的份额在逐渐减少。到了某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会起来反对那些导致它们陷入经济混乱、受到关系疏远的官僚们的统治以及丧失其独立的政策。

英国要单独阻止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处援引小皮特的愿望不会是不适宜的，其意思是，英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并且将……以它的榜样挽救欧洲”。同时，致力于我在布鲁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进行合作的民族的国家，它们爱好自由企业并欢迎自由贸易——的人们，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是将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评论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发起一个运动，建立包括大欧洲和美洲在内的横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鲁日演说中最后所说的：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欧洲，它在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里在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内，它保存了那种大西洋共同体一即包括了大西洋两岸的欧洲——这就是我们最崇高的遗产和最伟大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战结束新的混乱

第一节　受到挫伤的欣快症

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