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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

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