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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整个施粥赈灾这件事，便是由民间自主开办，承担大部分事务，官府只是居中统筹协调而已。这也是李三思的主意。冯县令、李三思和县府中主管钱谷的吏员筹议具体赈济办法时，其他人主张依照陈例，由官府将各富户认捐的财物米粮统一收缴上来，由官府出面开办。李三思则极力反对，主张由各富户自已出面开办，官府核数记帐即可。他举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各富户多是善于经营商铺田产的商人地主，他们远比官府中人更懂得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其二，若是官府公差杂役插手，难免上下揩油，雁过拔毛，揩来拔去，一斗米粮就只剩五升到灾民碗中。此言一出，再没有人敢反对，否则就有存着心思贪墨揩油的嫌疑。

因此，最后到底是依了他的举张，将此事交由民间主设，官府辅助。

李三思宁可说出得罪同僚的话，也极力要求将此事交由民间主办，这也当真是出于无奈。对于别人来说，凡事讲究“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对于他来说，则是反过来，遇事作决定时，需要从“后世”汲取经验教训。在他所来自的那个时代，大的天灾，尤其是地震灾害时有发生。遇灾时固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救灾之时也常有丑闻爆出，大多是政府负责发放的物资遭浪费或者滥用，甚至被人揩油贪墨。不仅没能将事情办好，更是连带毁损了政府的公信力。相较而言，民间主管发放的救灾物资则是帐目清楚，调配得宜，发送合理，有一分钱就能办一分钱的事。有这个教训在后，李三思便改弦易辙，一易前法，决定官府只派人验帐核数，官府中人尽量不接触钱粮。

中国素有官方和民间都开办慈善的传统，起源甚早。但是，从未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理论阐述。李三思在大明嘉靖年间发表的这一番关于民办慈善优于官办慈善的言论，实为中国慈善理论史上的一番开天惊世之论。若是他将这些言论雕版印刷，刊印发行，继而留传后世，必能继一张雇佣合同改写中国经济史后，再次一举改写中国慈善史。但李三思素来不好虚名，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乍起即灭，也就并没有当真这么干。

这七处粥棚有三处在城内，四处在城外，位置分布均匀，并不挤在一处。这也是李三思刻意细心谋划。入城灾民流民入城之时，每人发了一根从城隍庙里拿来的木签，凭木签每日领粥两次。从上上签到下下签，每一种不同类别的木签各对应一处粥棚领粥，分毫不乱。之所以要这么安排，是因为要将这两三千灾民流民分散开来。这样一来，领粥之时不致于等候太久，也不会人群聚集大多，以致于滋扰城中百姓商贾，堵塞通行。更重要的则是这数千人全部聚在一处，就会容易生事滋乱。全都打散了，各归各处，就好控制得多。

首先巡视到的是位于城西的丁家丁大孝子开设的粥棚。这丁大孝子到是一个信人，既然已经答允他的“李叔”拿出三百石米谷施粥，也就当真没有含糊。他安排人手迅速将这粥棚给支了起来，弄来一口大锅熬粥，向持着木签作凭信的灾民分发。

粥棚是没去皮的桦木外加茅草搭成，灶台也只是用黄泥草草砌就。丁家在这些器物上虽然粗陋节省，但拿出的粮食却是实实在在。这样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到也合乎丁家善于计算和节约俭省的家风。李三思命丁家的仆人打开了一个装满粮食的麻袋，亲自伸手掏了一把看了看，到也确实是好粮，并没有将近变质的陈粮。看事能知人，这到能看得出这丁大孝子也真是一个实诚人。

一长队饥民排着队，每人手里几乎都拿着一个木碗等着领粥。木碗是饥民逃难的必备用具，是以人人都是备得有的。这些人其中男女老少都有，大多是蓬头垢面，衣衫破旧污秽。虽说总算能有一碗正经粥饭填一填肚皮，不用再吃树皮和观音土，但是各人的脸上却并没有多少喜色，更多的是神情木然，仿佛长着两只脚的木偶人一般。饥饿已经耗光饥民的生气和精神，就连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喜怒哀乐也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与奢侈。只是粥落入碗中之时，饥民的眼珠才会动上一动，闪现出一点点鲜活的光彩。

与李书办和曾大宝及在场施粥的丁家人不同，这是李三思平生第一次真正见识到饥民待食的饿相。这与他先前在书中或者影视所了解到的情形竟是如此不同。当真是只有深临其境，方知真味。这一番无声的景象，既让他感到震憾与沉重，更觉得十分心酸，心中暗骂：“操蛋的老天爷，你下个雨不行么？旱你妹呀；操蛋的皇帝，你管一管你的百姓子民不成么？”

丁家的一位仆人拿着一个大铁勺，往饥民伸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