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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肿。而且，延安自产的那种深蓝色的土布，布质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倾向。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空，肚大腰圆，差不多成了个不倒翁。这时，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真正的棉衣裤，告诉他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他披着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部队通过，他们好“走马换衣”——因为这位同事既是南下，会越走越热，棉衣面，就不讲究了。计划兑现后，孙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条羊毛棉裤，又由他同来的女弟子们进行了革命：她们把他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他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一举两得，他又有了一条道地的棉裤。此外，她们又给他织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他居然全副武装、舒服体面地过了一个冬天。

事逢凑巧，这时一位同志，又从晋察冀来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袄，而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过后送给他的。这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种交流，是物质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系里养了几只鸡，后来舒群决定分给个人养，孙犁不习惯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①。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团圆，他们就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来团圆了。战争迟早总要过去，那时人们就可以回到家里团圆了；但是，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和团圆还能保持下去吗？我们的“传”还要写下去，孙犁后来有所回答。人生几次月儿圆？看来人们永远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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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遇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①可惜的是，他的一本《楚辞》，在上次水灾中，被冲到延河里去了。那是一个姓梁的女学生送给他的，是商务印的选本。这女学生从北平来到晋察冀，就学于华北联大高中班，知道老师喜欢读些古书，就送了他这本《楚辞》，孙犁千里迢迢，把它背到延安，还没再读一遍，就付诸东流了。

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刚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②“白毛女”的故事，是1940年由晋察冀边区河北某地传出来的，1944年流传到延安，翌年1至4月，鲁艺师生把它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在这个过程中，邵子南写出了最初的草稿，后来又经过了集体的加工和改写。孙犁看到的，大概是《白毛女》的最初排练情形。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①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