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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鸦片国产化，即鸦片罂粟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等浪费在无益而有害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自普通百姓，把大量资金、钱财花费在吸食烟毒上，不得不减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销费降低。由于以上两个原因，鸦片的国产化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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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1）（图）

在鸦片战争以前，经营鸦片走私的外商主要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它取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以后，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后，鸦片贸易进入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一批新的洋行脱颖而出，在鸦片贸易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同样，鸦片贸易也从广州这一惟一的口岸蔓延至五口，贸易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代替了广州，成为合法鸦片贸易的中心。

上海的鸦片贸易“繁荣”了80余年，从事鸦片贸易的洋行众多，大致包括两类，即大同行和小同行。所谓大同行，是指经营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大致还可分为三类：一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是英藉阿拉伯人（头缠白布）开设的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及哈同洋行。所谓小同行，是中国鸦片商人开设的鸦片批发兼零售的商业机构，其职能一般为从大同行中购进大宗烟土，然后设肆零售，或者批发给内地商人。小同行的经营者以广东籍，尤其是广东潮州籍人士为主，形成了封建性、地域性、家族性经营的特色。

在中国经营鸦片业务的外国洋行，以英国人为主，但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也插手其中，只是其影响小于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而已。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英国商人开办的主要洋行：

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其历史悠久，前身是1872年英国商人约翰·享利·柯克斯与丹尼尔·比尔合伙在广州建立的柯克斯·比尔洋行。不过，创办之初，柯克斯·比尔洋行并不显眼，经营状况也不突出，因而经过多次换主易手：先是汤姆士·比尔和达卫·里德收购了该洋行，将其改为里德·比尔洋行。1801年，麦尼克三兄弟又收购了该洋行，改名为麦尼克洋行。麦尼克三兄弟经营了二十余年，赚取了一大笔钱之后，1828年又转手卖给了詹姆士·迈地臣和威廉·查顿，迈地臣和查顿合伙购买了该行后，怡和洋行在迈地臣和查顿主持下，经营状况好转。其主人查顿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1818年因贪图走私鸦片的厚利而作了鸦片贩，到广州贩卖鸦片。此人机警狡诈、冒险成性，有“铁头老鼠”之称。因此，怡和洋行迅速发展，到1830年已从广州156家外国洋行中脱颖而出，垄断了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的主要经营货物是鸦片，并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1830年，麦尼克曾向英国议会报告说：“他的公司（即怡和洋行），在广州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所做的几乎全部是鸦片生意，至于在中国购进货物，只是为了适合在中国购进货物的需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可以说，怡和洋行其实已经演变成最大的贩毒公司，执鸦片走私贸易之牛耳。

怡和洋行为了从遥远的印度大规模走私鸦片，专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19世纪20年代，一种新型的运输船只——鸦片飞剪船出现在中国沿海鸦片贸易走私活动中，这是一种轻型快速帆船，船身较长，宽度较窄，吃水浅，帆蓬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驾驶轻便，且能经受得住风浪的冲击，几乎可以在任何季节中行驶。其载重量一般在90～450吨之间，但其大型的飞剪船，载重可高达1700吨。19世纪30年代，飞剪船又有了巨大改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速度超过了战舰。怡和洋行的查顿首先认识了飞剪船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引进飞剪船，到1836年已经建立了拥有12艘飞剪船的运输船队。这只船队航行速度很快，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只，以这样一支船队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无疑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怡和洋行看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