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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时间立了三任首领，也是匈奴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匈奴若跟汉起了战事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匈奴向汉送去国书，打算修复关系。然而，且鞮侯单于的地位不稳固。匈奴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反对和汉缔结屈辱性质的和约。汉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确认和亲，却被匈奴扣留。

盛极而衰（3）

地位极高的使节被扣留，这成了开战的理由。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甘肃省）向天山出击。自元狩四年（前119）汉军远征把匈奴赶到了遥远的漠北，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次远征中发生了著名的李陵案。李陵是秦名将李信的后代，父亲李广是一员猛将，出征匈奴，失败，为庇护部下而自杀。李陵奉职骑都尉，是年俸两千石的军中干部。武帝本想让他指挥辎重队，但李陵请愿去往前线。因已经没有骑兵可用，于是他领步兵出击。

汉三万中军被匈奴所围，多亏一名叫赵充国的猛将率军奋战，终得破围而出，但全军损失了六七成兵力。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了单于的三万骑中军，经八日死战，部将伤亡大半，刀折箭尽后，他投降了匈奴。

长安朝廷接到报告，在御前会议上定议李陵之罪。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激怒了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去势的刑罚。武帝何以发怒呢？他本意是想让情人的哥哥李广利建功立业，而司马迁的话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强调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的是匈奴的中军，言外之意是李广利遇到的只不过是匈奴的分队，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司马迁和李陵非亲非故，也就是朝堂上见过面而已。然而他却为李陵异常热情地辩护，实际上是想批评李广利吧——武帝大概是这么想的。

受宫刑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本来理应以死来保持尊严，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实现父亲司马谈的遗言，完成《史记》。

出狱后的司马迁已五十岁（一说四十岁），武帝六十一岁，这一年是太始元年（前96）。武帝死于七十岁，他在位的五十年中，不得不说最后十年实际上是黑暗的时代。司马迁在这个黑暗时代完成了《史记》。

从司马迁遭刑罚的时候起，就可以看到黑暗时代的兆头。应该注意，为李陵辩护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如前所述，对李陵的辩护被看做是对李广利的批评。司马迁受刑反映出批评武帝情人的哥哥极为凶险，而这在廷臣中已是常识。

现今，花甲还被认为是壮年，但在当时已经是老年了。武帝在《秋风辞》中把四十四岁的自己说成是“奈老何”。六十岁的武帝已经上了年纪，判断力也变得不太正常。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

3

我们再提一下陈皇后失势的原因，这就是施行“巫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是把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世而起的“巫蛊”大案。当时的丞相公孙贺是个胆小的人，传说他在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哭着说“饶了我吧”——武帝时期的九个丞相中就有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死在狱中——不过武帝毫不在意，把印绶放在一旁就走了，所以公孙贺无可奈何，不就任不行。他安守本分，在凶险的丞相一职上干了十多年。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有个不肖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在被授予太仆（负责马政）之职后，因挪用了公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定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