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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应该叫“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给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着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8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