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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地下乐队甚至在网站的宣传活动中进入了十几所高校。人们诧异、好奇、反感或激动，刚刚把他们淡忘，又遇到了2001年轰轰烈烈的演出季节——开春以来，地下乐队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曝光，来自马来西亚、港台、欧美和祖国大陆的记者把采访机伸到了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并率领观众进入了狭小、轰鸣和烟雾腾腾的演出现场。站在摇滚和商业之间的专业人士认为时机成熟，增加了操作类似演出的精力，那些像垫脚石一样的摇滚杂志、摇滚乐评人、摇滚经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花好几年的时间垫起来的摇滚青年群雕，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主流文化的眺望。那个渐渐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例如，噪音经过控制，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了，例如，不唱自己的歌的乐队根本就是娱乐而不是表达……

是的，娱乐和表达是两回事。2001年初，几个地下乐队在银川一体育馆演出，主持人笑眯眯地请“舌头”的主唱向宁夏人民问声好，该主唱感到莫名其妙，慢吞吞地自行下台，走人了——接下来他听到两个工作人员谈论第二支登台的乐队：“啊呀，比刚才那个还难听！”很遗憾，地下乐队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不适才组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一意孤行呢还是适应环境呢？选择前者，就只好也选择了地下。真实的事物总是各不相同，并不一定适合娱乐，地下乐队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社会习惯的观念发生冲突了，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地下作为后果，有一个前因就是，我们应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美学上前进，哪怕被主流的美学彻底否定。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人们看到地下乐队的演出预告，那些名字本身就够不合作，多数跟愤怒、偏激和怪诞有关，这不够和谐博大，但是那些名字的主人认为，这刺激性、不常见、有危险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长期被单一和僵化的另一种东西给掩盖了。何况——再说一遍——愤怒是因为爱，人们习惯了把不满停留在牢骚上，社会就完蛋了。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2）

这样，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像麻辣烫一样混乱地传播。有人说不好了，他们在演出中脱裤子了；有人说天哪，那厮的文身真吓人；有人捂住耳朵，说我怎么就是听不懂……在一些人看来阳光明媚的东西，被说成是地下和阴暗的角落，实际上，不就是不同的观念么？地下乐队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不能文身？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机前睡得昏死过去？要我说，那些不拿自己脑袋想事的人，那些没有勇气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是阴暗的角落啊。

以前的摇滚乐，给了大众一个错觉，好像这种娱乐方式仅仅是因为太陌生，才没有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现在摇滚乐内部的斗争呈现出来，地下乐队说，就算娱乐，也要在颠覆性的规则中娱乐——颠覆古典音乐的高高在上，颠覆传统听觉的四平八稳，颠覆人云亦云，颠覆人造明星对我们心智和感情的污辱，颠覆不创造和不自由，颠覆体制化对生活的渗透，颠覆没有尊严的人性，颠覆装饰和模式化的声音对真实的篡改，颠覆没有活力的伪健康伪文明……哼，把原来应该有的简单的价值，从音乐中弄回来。

所以地下乐队并不仅仅是没有出名的乐队。以前那些苦尽甘来，终于做了符号式明星的同行，既然已经不再进取和坚持，就可以认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地下过。地下乐队是态度强硬，音乐界于主流摇滚和先锋音乐之间的乐队，让很多人听到作品是他们的愿望，但不是主要的愿望，他们首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