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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我同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仍不甘罢休，我会说：“你不要这么简单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你要向我讲清楚你为什么会同意。”若是每个人都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同意就“同意”，这样的“同意”是没有力量的；由没有力量的“同意”来决定要进行的事情，是很难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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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然

东汉班固的《通幽赋》，有一句“北叟颇知其倚伏”的话，指的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塞翁失马”的寓言。那则寓言说，在靠近北方边塞的地方，住着一位老翁，他精通术数，善于卜算过去未来。有一次，老翁家的一匹马忽然挣脱羁绊，跑到胡人之境去了，邻居知道后都来安慰他。他平静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过了几个月之后，那匹跑失了的马突然跑回了家，不仅自己回，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得知，都来向他道贺。老翁却淡然道：“这件事难道不是祸吗？”老翁的儿子生性好武，喜欢骑术，有一天他骑着那匹骏马到野外练习骑射，不小心从马上仰面摔了下来，成了残疾。邻居们听说后纷纷来慰问他。老翁不动声色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又过了一年，胡人侵犯边境，四乡八邻的精壮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作战，死伤者不可胜计，唯独老翁的儿子因残疾没有被招当兵，从而得以保全性命。这则寓言，堪为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名言当注脚。世事的确是祸福相倚、变幻无常的，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未到而立之年。那时的我，无论是生命还是事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阶段。在我的身体内，时常有一股激情在流淌。梁启超说：“少年人如朝阳，如乳虎，如铁路，如白兰地酒，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这句话在当时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在香港司法部，我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由于我的英文才能被发现，我由一名三级文员被提拔为暂委翻译官。这个职位，原本是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人才能担任的。当时我的同事，便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我被破格提拔，不是说明了自己在上司的眼中，已具有与他们对等的实力么？更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是，我担任暂委翻译官还没有多久，又被正式提拔为翻译主任。仕履的一帆风顺，使我深信自己未来必像“朝阳”、“乳虎”、“铁路”、“白兰地酒”、“春前之草”、“长江之源”一般，充满着无尽的活力与希望。可是后来的结果与我所曾经憧憬的完全相反。

我在司法部的地位提高之后，就有了出入上流社会的资格，平时经常与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往，诸如*官、大律师什么的。加上我与瑞芬结了婚，岳父家十分有钱，这一背景对我的身份也产生了很好的烘托。我常常不无炫耀地领着司法部的同事，到内子家的别墅去开派对，对着风景旖旎的海滨逍遥自在地喝上一杯。生活似乎到处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实在是美好极了！我沉浸在陶醉之中，感到心满意足，于是飘飘然起来。

我担任翻译主任后不久，便奉调到荃湾法院工作。离开了司法部，来到荃湾，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司法部，我虽然对自己的“翻译主任”身份洋洋得意，但其实我在部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实际上官位并没有多大。而到了荃湾法院，情况就不同了。我作为司法部下派的“官员”，多多少少显得有点“不同凡响”。这就好比你在京城做一个七品芝麻官，与人比品秩，谁都比你高；但如果你一旦外派，比如到一个县城当县令，你就会威风八面，因为周围的人谁都没有你官大，更何况你还是从朝廷上面下来的呢！在荃湾法院工作的我，就有点像这种芝麻官。在这里，一般人等对我固然点头哈腰，那些有头有脸的探长、高级警官对我也相当客气，见了我的面，总是态度很谦恭的。他们对我的抬举，强化了我原本就很良好的自我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期，我学开车，一位老练的司机当我的教练。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尚不熟练，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操控者是新手。有一次，车驶在一个路口，一位交通警察把我的车拦住，示意我出示驾驶执照；我见状慌了手脚——我正在学车，哪来的执照？我打开车窗，正想向他求情，想不到那位交通警察一见是我，便“叭——”地一声对我立正敬礼，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