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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平大战，后周世宗柴荣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拉开了他统一战争的大幕。“帝（柴荣）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真正实施一人独裁政事，周世宗可谓不容易。同时，实战过后，周世宗终于看清京城兵士都是多年“关系户”子弟，赢老者居多，又骄蹇不用命，“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后汉失国，实是这帮草包坏事。由此，他命赵匡胤等人涤汰冗军，简选兵士，“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战四方，所向皆捷。”

坐稳帝位，周世宗朝廷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治河、通漕、扩建汴梁都城，并命大臣们以《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开边策》为题，各抒已见，广开言路，以削平天下，恢复唐僖宗之前的中华境土。同时，为了富国强兵，周世宗对佛教加以禁抑，下诏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劝世劝善，其利甚优……（然而）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观、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门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诏下，后周境内当年就废寺院三万多，僧尼还俗六万多人。不久，“唯物主义”者周世宗又下诏命民间融销铜佛像铸钱，以充国用。他对侍臣讲：“卿辈勿以毁佛为疑，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周世宗中是中国古代历史灭毁佛教皇帝“三武一宗”中的一位，但他不滥杀，不滥废，有理有节，就连不轻易评述历史的司马光也大加赞叹：

“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至此，政治、军事、经济基础都奠立，周世宗就开始了他南征北讨的伟大事业。

周世宗的西进与南征

五代后期，“群臣多守常偷安”，后周的比部郎中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他所上的《开边策》，句句中的，字字合意，周世宗览之拍案称绝：

中国（指中原正朔王朝）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十国的南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北汉），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当然，周世宗自有主见，不是完全接受王朴之议先进南唐，而是命大将率兵西进，先击后蜀，立收秦（甘肃秦安）、凤（陕西凤凰）、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四州，“蜀人震恐”。当时的后蜀“皇帝”是孟昶，大惧之下，“致书请和”，由于来信中孟昶自称“大蜀皇帝”，“帝（柴荣）怒其抗礼，不答。”孟昶“愈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幸亏当时周世宗不以蜀地为意，让孟昶这个“土皇帝”苟延残喘数年。后来孟昶得知周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