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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