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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爸只是个副总工程师，没权啊！又有历史问题，家被抄，住房被占，父母都在湖南劳动改造，姐姐的出国、入党都受影响，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这次有了机会我就抓住不放。

接着我又说：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们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现在高考报名我比谁都积极。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可找到罪魁祸首了。

一只手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是我写的。

我赶紧喊冤。我说，其实谁写的并不重要，当时有几个人头脑清醒？还不是都被卷在极左潮流里。

××：还真没想到10月份《人民日报》那两篇文章能写得那么透彻，咱们也受　“四人帮”的毒害不浅啊，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里清楚多了。

××：那两篇文章挺带劲，说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

××：这回有*做主，我看是个真考试了。

聊了没过多久，呼出的热气就将帽子和领口给冻上了，大家只能把头尽量埋在皮得勒里。卡车摇摇晃晃地缓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绪飞到了“*”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误车了，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赶紧跳下车用铁锹铲雪。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4）

摇着，走着，一会儿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女儿身边。1977年1月我准备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灾，大雪封了我们队通向公社和旗里的道路。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一辆汽车来过我们队，连粮食也快断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队的大车（四匹马的马车）到道特公社拉粮还没回来，所以去公社医院是没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盖的小土坯屋里，后来回想起来很是后怕。孩子三个月时，为了给她打防疫针，我牵着牛车，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医院，结果没药了，白去一趟，孩子跟着遭罪不说，万一得了急病可怎么办。由于当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会计工作经常需要骑马外出，有时孩子必须托人带，如果把孩子放在当地人家，他们的卫生习惯离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样1977年7月我们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农户托养，好歹医疗条件有保障，气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受苦了。自从把女儿送回北京后，我的心就被女儿牵走了。的确，生孩子后的我身心都变得很脆弱，总怕失去这个娇嫩的小生命。所以，为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一次考试。

当卡车驶入“额仁”草场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如果车发动不起来，我们几个肯定会冻死。多亏当地的司机有办法，七搞八搞车又动了起来。终于上了边防公路，车开始向西行进。路好走多了，但是还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没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样寂静，只有车灯的微弱光线和发动机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们不停地搓着脸，怕给冻伤。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要下车方便一次。司机不耐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