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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

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不久，张育海就去了缅甸打游击，后牺牲在那里。其间，他的战友曾回过北京，向我们介绍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还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纱笼等。那时，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我至今还保存着张育海写自缅甸那封信件的手抄本。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2）

听说，今天还有许多人收藏着“*”期间出版的各种小报。当年，这些小报我和姚宏经常买来看，并分别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过的报纸寄给对方。后来，当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沪线上当列车员，就通过她为我和姚宏传递报纸。记得第一次请她帮忙时，我给姚宏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此人不错，可以一聊”。谁知，他们两位就真聊了起来，一直聊到谈情说爱，一直聊到成家立业。

如今，桑敬民已从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还时常外出讲学，继续诲人不倦，并出版了她撰写的《华夏传统文明教程》一书。而姚宏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先在着名的同仁医院任副院长、在北京卫生局医疗处当处长，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做司长，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型领导人物。

记得“*”后不久，一次我到姚宏原先的住处史家胡同八号去玩，我见到了姚宏的母亲韩静，尽管她也曾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可看上去身体挺好，当时好像在中国社科院做干部人事局局长。

于光远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和姚宏还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于老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间支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还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在上面信手写下。2002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主持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时，请了于老与会，我还和他聊起了此事。

工作多年来，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尔一起携家外出郊游，或相互串串门儿。2002年，姚宏赴台湾访问途经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他乡遇故知，我们俩在我的住处一直聊到深夜。“*”经历自然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他表示，若没有“*”，若他没有下乡，他绝没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做事那么难。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殚精竭虑，严以律己的重要缘由。

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五 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3）

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