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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说：“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也就是说。王允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开始是因为董卓太猛了，所以虚意逶蛇，而豺狼般的董卓死了，敌人没了，自己成了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功臣，朝臣的领袖，正义的化身。过去的装鳖现在不用了，当然架子要端足，杀一两个名士，对于树立个人威信，整饬朝纲，肯定会事半功倍！

实际上王允与蔡邕早有过节，蔡邕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没给他面子，这件往事记录在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王允杀蔡邕，是要了断个人的恩怨。这听起来未免过于心地狭隘。但如果我们来读读顾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评论的话，就大致可以理解这种结局的背后。

顾炎武说：“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

名士尚不免于一死，对于作为董卓的死党们的命运自可想见了。凉州军现在感觉走投无路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部队化整为零，自逃生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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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阿瞒出道　（69）

这时候有位极具智识的人物——贾诩站出来说话了：

“听说长安城中正在商议如何铲灭我们凉州人，如果这时候我们散伙走人，我们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听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去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一旦成功，国家就是我们的了。不成功的话，再散伙不迟。”

现在不少文史爱好者极推崇贾诩，甚至认为此乃三国第一智囊，近羞郭嘉，远比武侯，岂不知聪明才智乃是小节，为国为民才是大义，像这种损国害民未必利己的点子都出的人，还是越少越好。

西凉军一帮没正头的将领校尉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李蒙、王方等人听了贾诩的鼓动，俱都服气：书生偏能有烈胆，文士未必少杀人！孤注一掷，兵发长安，就此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其实，就是现在，局势也还是有办法挽回的，那时就有人向王允献计说，让皇甫嵩去出任凉州军统帅。

皇甫嵩系出凉州名门，德高望重，其忠心为国早已是家喻户晓。可是，王允却认为这样做虽然能起到安抚凉州军心的作用，但却会使关东豪强们不免疑心，要是凉州军还是由凉州人来统帅，还横亘在长安与关东交通的要道上，那关东联盟的州郡大佬们能安心吗？

两害相权择其轻，王允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判断：皇甫嵩出山是弊大于利！王允的这一想法，昭示了他在对待凉州军问题上的态度，那就是：董卓已除，凉州军的存在无足轻重，把朝纲整顿好了，把关东士大夫们聚拢回来了，那才是国家大计。

这纯属王允的单相思。

他根本就不知道，初平三年的中原大地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原关东联盟的盟主袁绍堂而皇之地窃夺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又与公孙瓒厮打在一起；

兖州刺史刘岱看东郡太守桥瑁不顺眼，结果了他的性命，却把自己的性命送给了余火复燃的黄巾军；

曹操这时正在进行他的又一次灭火行动，全力对付势力重新膨胀起来的青州黄巾军。

袁术在扬州心机算尽，总惦念着做皇帝，一觉醒来，才发现是一场梦……

原本在关东联盟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孙坚，在荆州地界同刘表火并起来，结果丢了性命……

这些正忙着往自己嘴里抢食吃的饿狼，还怎能想得起在长安有个朝廷，还会认为他们是国家中的一员？为诛杀董卓成功而满心欢喜的王允没想明白这原本十分明晰的事情。

在王允心目中，国家社稷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不明白国家的大臣们为什么不会为“国”而舍身赴义？乃至后世人把王允看作是个粗鲁、迂腐的人（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

还有的高人对王允当时的心态表示不理解，并且说了些奉劝的话语，大意是说天下已经处于必亡之势，用什么药都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