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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路。队伍挤在了一起，韦杰急得头上冒汗，冲着炮兵连连长刘占魁喊：“把它推到水里，不要停留！”刘占魁也急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着骡子，骡子挨了一鞭子，猛地一窜，山炮动了，可差点掀到水里，又是手忙脚乱一番，这才把山炮驮到了对岸。十八旅作战科长赵尚祥看着这些笨重的家伙就头疼：“刘占魁，把它们甩掉！”刘占魁虽然答应了，但还舍不得了，偷偷地又把这些山炮带上了。

到了下午4点，4万多南下大军，200多辆大车，几乎都已经通过了汝河。十六旅也开始准备南撤。

原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回忆说：

当时我正在整理队伍，看见韦杰还站在河边，愣愣地看着汝河，一脸沉重。我忙跑了过去，对他说：“韦副司令，部队要走了。”韦杰抬起头，看了看我，问我：“部队过完没有？”我说：“快过完了，没多少人了，韦副司令，你也走吧！”韦杰摇了摇头：“你们先走吧，我要看着最后一个人过了汝河。”我那时并不知道韦杰受批评的事，只是觉得韦杰的心情有些沉重，我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先走了。一直到1987年，我和肖永银聚到一起时，肖永银给我说起了这件事。他还说：“韦杰那次是想坚决打过去的，是我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准备绕道走，让他挨了首长的批评。”我这才明白韦杰那天为什么那么心情沉重了。

十六旅后卫四十六团最后过河，通过浮桥后，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着工兵、侦察分队将浮桥炸掉。下午6时许，敌人已到达河北岸。

十六旅血战汝河，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尤太忠一一看望这些伤员，伤员们挣扎着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因为他知道，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丢弃，留在汝河岸边了。丢弃伤员的事，对每一个伤员的精神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对每一个不是伤员的战士的心灵也是一种强烈震撼，但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战争的必然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扔下伤员不管的。我们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这事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霍丘城失陷，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只得下令丢掉数百伤员突围，最后突出重围的也是少数人。同样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血战柳林河，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名伤员，被迫丢掉。长征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伤员也为数不少。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苦战百丈关，损失惨重，在翻越夹金山时，被迫丢弃伤员一千多人。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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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汝河（7）

当年十六旅的会计赵歧贤留下来参加了处理伤员，他回忆说：

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对他们说：“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也有的不愿意离开部队，给他钱，他也不要，抱着你的腿，哭着哀求你：“求求你了，把我带走吧，我还能打仗！”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那些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后来大多数没有了消息，也有个别的回到了老家，也有的又找到了部队。

这批留在汝河边的伤员，结局还好一点。我们走了以后，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就赶过来打扫战场。其中的一一旅旅长廖运周是个地下党员，他把这些伤员收拢起来，留在了一一旅。廖运周的一一旅后来改编成一一师，在淮海战场上起义了，正好又是我们六纵接受他们起义。一一师过来后，不少人跑出来，扑在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我们一看，怎么这些国民党兵这么激动地扑过来抱着我们就哭了？再仔细一瞧，都是在汝河边受伤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