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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召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　至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　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西安事变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

蒋介石把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误认为由于处境困难，急于同国民党妥协，他企图抓住时机消灭红军。蒋曾在1936　年10　月对冯玉祥直言，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手中的军队。他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3　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

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3、军队问题，这最不容易解决。所以他采取政治解决军事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妄图招降红军。当然，这样谈，国共是谈不拢的。

1936　年秋，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件以后，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蒋介石坐立不安。这年11　月22　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

12　月初，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一批大员、将领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张讲的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一种是违心剿共，这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要么听从调动，那么三位一体就会瓦解，联合抗日的夙愿势必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即使调走，也丝毫不能缓解自相残杀的内战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的安危于脑后，（张对杨说，把个人与他的一摊子全丢了，值得）采取了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1936　年12　月12　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并通电全国。周恩来在1946　年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大会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极大振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派与

主和派两个派别。讨伐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和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首。讨伐派一度占上风。

宋美龄虽然不是国府委员，又非国民党中委，但她利用其最高首脑夫人身份上下奔走，四处活动。13　日，宋一到南京就找何，指责讨伐西安是考虑不周，要讨伐也应在蒋介石安全出险之后，为此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何：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该立即进行讨伐并轰炸。

宋：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国家存亡重于个人生命。

宋：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对宋的责问十分恼火，脱口而出：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不许你管。

宋也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