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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分布，那么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维护的……如果一个保守党人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话，那么他最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照此行事。实际上，我们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大多的保守党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英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是进两步又退回半步……人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似乎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信念的政党？

找回保守党的根本宗旨和捍卫中产阶级价值观这个主题在党内十分受欢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选民协会重复了这一主题。我反对把我的竞选说成是代表一个派别的说法。我强调我代表所有近些年来对保守党政府失望的人说话。在特德领导下出现的问题，我也打算承担我的那一份责任。

但是（我补充说），我希望我已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为未来作出规划……全国上下普遍感到保守党未能足够明确地坚决捍卫（保守党的）理想，所以英国才不可避免地沿着朝向社会主义庸人的道路走去。这个行程不仅必须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转方向。

不过，在星期六下午发布的致本选区主席的公开信中，我才真正地总结出了对特德及其领导进行指责的要点。特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他自己的领导），又很容易迫于事态的压力而屈服。他总是在大谈争取别的党的支持者，却不愿听听保守党的意见。与此相对比，我则说我们需要一种“听得进话的领导”，并补充说，“在执政时……我们使自己脱离了许多给我们支持和信任的人”。

从与保守党议员的谈话中我得知，还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为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许多人不敢反对他，因为即使连连失利他仍让人害怕，他不会饶恕叛变。再者，更多的人是觉得我没有经验——正如我公开承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还有人怀疑我太教条主义，缺乏激情。当然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是个女人。

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许多议员举棋不定。他们想和我谈话以便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立场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这些议员来见我。会面的地方是竞选班子成员罗宾·库克在下议院的房间。我就用红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们，与他们个人或小组交谈，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提问。特德则不同，他更愿意组织议员们的午餐会。我不相信那种场合下会有许多直率的谈话——至少客人们不会这么做。显然他的竞选班子把客人都当成了支持者，其实许多人并不是。

2月3日星期一的报纸全都登出了消息称，据保守党全国联盟说，70％的选区协会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数保守党的支持者们也赞成这种意见。我们听了并不感到惊讶。各保守党协会在中央总部的授意下，忠于现任领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在下议院以外还是个相对的未知数。但是很明显这对特德并无帮助，这肯定增强了希思阵营的信心。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后来在议员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尔最后的游说结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还有第三位候选人，勇敢又传统的休·弗雷泽捞走了几张讨厌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选票。而他们告诉我，当晚我在电视节目《行动中的世界》里表现很好。

2月4日星期二是第一轮投票日。我早早起来为丹尼斯做了早饭，送他出门去上班，然后我开车从福拉德街去下议院向等在外面的记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说了几句友好的话。这一天我又来财政法委员会工作，而就在下议院的另一房间里，选举领袖的投票已经开始了。投票预计于3点30分结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间等待结果。比尔·谢尔顿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计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担忧的结果出来之后，希思阵营仍；日希望最后统计的代理投票将帮助特德度过难关。然而大多数代理投票也选了我。当艾雷进门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闪着光轻声地告诉我：“好消息，你的票数领先了。你得了130票，特德119票”，休·弗雷泽只有16票。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已经肯定地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按规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胜，我的得票总数还差31票——50％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数的15％——因而必需进行第二轮投票。我深知，如果这次输给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可能当上领袖。谁知道呢？我甚至还可能当上首相呢。我走到楼下，有人开了香摈酒。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