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1/4 页)

漠感和医院似的整洁，我总是更喜欢这里。保守党年会高潮的来临在布莱克普尔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激情。对我来说，虽然几乎是终日未眠，但我对自己那篇讲演稿充满信心，并把一切都寄希望于它。此篇演讲有两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总结性的控诉，不只是对工党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对工党政府，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阐明保守党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光是从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场”和“个性独立”之类词句，而且认真地将这些词句当作今后政策的基础。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再读起它来，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阐述我个人信条和信念的部分。

让我来提出我的观点：人按其意愿从事工作的权利、开销其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让国家作奴仆而不是作主人的权利——都是英国的遗产。……我们必须把私营企业带回到复兴的道路上来——不仅仅是给予人们更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钱，以供他们按自己的选择进行消费，而且要有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老弱病残的人们。我认为，　正如我们每个人都　有义务各尽所能那样，政府也有义务制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要么沿着老路走下去，继续沉迷下去，要么我们就此止步，毅然决然他说声“够了”。

当我讲演开场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时，我便放松了下来。人们在历届保守党年会上总能找到舞台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别得出哪些是发自内心的赞许的掌声，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这些发自真心的掌声震撼了我。另外、这个场面同我以往亲身经历的任何一次欢迎会都大不相同。正如评论家们所说，这与近几年的年会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显然，我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与其说是以我发表讲演的方式，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表达出了自信的保守党人的情感。在场的代表们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发自会议讲台之上，于是报以巨大的热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荡漾着一种气息，那就是形势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在皇后舞厅外还会有这种效应吗？我希望，而且从内心来说也确信，《每日邮报》就这篇讲演所发表的社论是正确的：“如果这就是她的批评家所声称的突然右转的话，那么90％的国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当了一年反对党领袖后，我觉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适应在下议院担任的新角色。我已与议会党团及全国的保守党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办公室内的一小队人马的工作情况，我很满意。我只希望影子内阁也能被导人正轨。

我的家庭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丹尼斯已正式从宝马公司退出，尽管他还忙于他的其它生意。一对双胞胎都22岁了，过着他们独立的生活：卡罗尔将要完成她的律师培训，并将于1977年去澳大利亚当记者。马克还在学会计。福拉德大街是我们在伦敦的家，我在那儿招待客人，议会开会期间则在我在议会的房间里。

保守党年会两周后，我们搬入了在兰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个旧套间（我们在卖了“芒特”住房后，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为过渡）。我们的朋友西马尔·卡扎勒特基尔是一位前任议员，他在那儿也有一套房。他经常举行午餐会，看来方园几英里之内的人他都认识。哦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在不远处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邻居还有朗福德夫妇，爱德华·克兰克肖（他是海兹伯格的历史学家）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但在西马尔·卡扎勒特一基尔家的餐桌旁进行的讨论最引人入胜。对我来说，那是离开威斯敏斯特高度紧张而炽热的政治气氛的一种休息。餐后告别时，我经常下决心设法去多了解一些关于某一话题的知识或拓广我的阅读面。例如，在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心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产者》中都可体会到，他建议我一读读这本书。“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他是对的，并且进一步更深入地钻研起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来。

我们在斯科特尼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愉快。但无疑，我认为1976年将是对我进行考验的一年。英国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小但我们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我们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