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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他告诉我：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实的。

由于我读过这些书，不难想象我对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会作出什么反应。当然，此次演说由于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而闻名于世，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尔这一横跨欧洲大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道铁幕，在俄国人支配下的这些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统治。”但在我看来，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丘吉尔借此唤起人们去缔造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传递给整个人类的‘理想主义’的信息”。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北大西洋两岸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它大肆叫嚣战争论。不过没过多久，苏联在希腊和东欧地区的意图照然若揭，这些人的笔锋也随之而改变。

在获得了一个二类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之际，我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我长大了。这个神秘的过程把人们带向种种显赫的或者平庸的职业。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我回距格兰瑟姆约10英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一场舞会。散场后，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一样，我谈起了政治。我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我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甚至对自己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后记

1993年5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新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如果从某一适宜的立场来看，它是一次有意义的重大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曾经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于1901年开业，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1914年以前，官以欧洲第一流的饭菜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典雅而闻名。当波兰为纳粹主义所统治而陷入灾难时，布里斯托尔饭店也陷入了灾难。80年代初它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很高兴主持了它的重新开业典礼。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欧洲天然的家。我也为我的基金会在华沙的办事处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巩固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得我的访问值得纪念。它正好碰上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50周年纪念。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时已被夷为平地的该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带我去看纳粹摧毁该城市犹太人社区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当我回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