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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还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参观莱斯特一家纺织厂，在那里用上了少年时代学到的一点针线功夫，在一群乱哄哄的记者和惊讶不已的工人面前缝缀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轿车快要到达伯恩维尔的卡德怕里工厂时，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罗夫特坚持要求从准备当晚在伯明翰（竞选运动中第二场最重要的群众集会）发表的讲话稿中删掉一段关于工会的措辞强硬的话。这段话是由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抛弃了社会主义信仰的保尔·约翰逊起草的，彼得认为过于挑衅。他显然对基思·约瑟夫也进行了干预，不让他对这个题目发表讲话。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计，但由于当时我不在伦敦，对我的判断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气地从讲稿中撕下了那几页，插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顿帮我起草的最后一节关于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讲话包含了一些极为激烈的内容，并特意采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中的语调和言辞。

当我们的轿车在工厂门口停住时，我的情绪不是大好。我曾特别关照，这次参观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员，我愿意直接进厂去和遇到的经理和工人交谈。可是现在却看到长长的两行头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门口，我没有看见有摄影记者，我想他们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待合适时机出来拍摄这个滑稽有趣的场面，我没有立刻下车，在车上呆了一两分钟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认识几张原以为是工厂工作人员的面孔。他们原来是一群记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来开个玩笑。我一下车，他们就举起了照相机。我就在这些照相机搭成的拱门下走进了工厂。他们为这个玩笑高兴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竞选运动有趣的一面，对此，我想我们都应该表示感激。

上午缝了口袋，下午自然该去包装巧克力了。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对付——这种工作被称为“不熟练工作”，这个名词不够谨严，也不符合这种工作的实际。我过去在工厂里干过活，那已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传统并未改变。一位新近结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结婚礼物都放在靠近生产线的桌子上，让朋友们欣赏。包装完巧克力，我们就进行讨论，谈的时间很长，超过了预定计划。最后，我们匆忙离去，赶往怕明翰的米德兰饭店。我特别喜爱巧克力，根本没有想吃多了会影响食欲。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儿使我在竞选运动余下的日子里再也没敢去碰它。

尽管在准备阶段出现种种麻烦，伯明翰讲演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有那些论述东西方关系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段落，而且还有那些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证要“建立一道铜墙铁壁”堵住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道路。会后，我们驱车赶回伦敦，第二天（4月20日星期五）还要访问伦敦各选区。

4月21日星期六，竞选运动照常进行，首先到米尔顿凯恩斯一家生产高精度电器零件的工厂。听取仔细介绍后，我对生产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对技术茫然无知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这时我们来到一架心脏监测仪旁边，他们把许多导线按在我身上，对我进行心脏检查。所有的指示器都显示正常，表明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就像我说的：“像石头一样坚实”——依我判断，我们党整个竞选运动的状况也是这样。1979年大选竞选运动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我们这些在外面参加实地竞选的人和呆在总部的人的认识差异日益扩大。当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样，容易过于自信，但是与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相比（当时安全方面的考虑显得非常突出），我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确实感觉到了选民的感觉，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还深信，这种变化主要是1978－1979年冬季的事态发展引起的，因此在工会权力问题上过分谨慎的策略并不高明。

但是从4月22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问题。尽管各种民意测验依然众说纷纭——一种结果说保守党超出20个百分点，另一种结果说保守党只领先5。5个百分点——但在竞选期间并无重大变动。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按原定方针进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战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所说的，“我们不应主动采取任何高风险行动。我们现在领先。”从这句话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话回避了两个问题。第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首先主动采取了某种高风险行动，例如我的介入“不满的冬天”，才取得了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