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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追问他这大楼里3家公司的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结果却越弄越糊涂。我们化了1小时谈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上至总裁下到普通雇员。我们谈论产品、营销、部门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趣，但大多数情况都毫无用处。他提供了失踪证人的两封辞职信，并且向我保证，他们离开公司与本案绝对无关。

我逼问了他3个小时，然后就掉头离开了公司。我曾经打算在克利夫兰至少逗留3天，和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那几位伙计关在一个房间里，与一个接一个充满敌意的证人唇枪舌剑，并且在夜里翻阅大量的文件，寻根究底。但我现在却在2点前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是一会永不复返。我带走了新的文件，回去让戴克仔细审阅。这些家伙现在将不得不来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法庭里，在我的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我有恃无恐，无忧无虑。

驶回孟菲斯的汽车，速度似乎快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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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