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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一位证人是唐尼·雷·布莱克。法警调暗了房间的光线，陪审员们个个头向前伸，急切地等着他在面前20英寸的屏幕上出现。我们已把录像带剪切成31分钟。他说的每一个字，无论声音是多么轻微，都深深震动着陪审员们的心弦。

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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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蒙德将如何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使我入了迷。他如果从大利公司总部搬来救兵，企图通过花言巧语把他们拒赔的阴谋像水一样抹掉，那他就会有进一步遭殃的危险。我将干脆把两本工作手册中的U节亮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难堪的问题。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他们正藏有更多的阴谋，还掩盖着更大的谎言。揭露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大范围的诘问和质询。

他在证人名单上开出了18个人的名字。我无法预测他将传唤谁第一个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证人发问时，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证人是谁，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文件。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给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斯·勒伯格挂了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把开庭两天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给我出了一点主意，并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谈了一点看法。他非常激动，说是他可能会搭一个航班赶来。

我在8时30分到达法庭时，一眼就看见库柏·杰克逊正坐在那里，我真是又惊又喜。他向我介绍了身旁的两位律师，他们俩也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专程飞来观看本案的审理。进行得怎么样？他们问。我把情况谨慎地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这儿当场目睹了关于U节的那个戏剧性场面。目前，他们二个大约有20件案子已在报纸等媒体上发了公告，而且类似的案子到处都有发现。他们准备不久之后就提出诉讼。

库柏给了我一份报纸，问我有没有看过。这是昨天出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利公司的报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一周没有看报，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们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把这篇报导飞快地看了一遍。报导的主要内容是，投保人对大利公司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而公司拒绝索赔要求已成常规。许多州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许多人正进行诉讼，状告大利公司。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孟菲斯正在审理的一个小案件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第一个对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决。

我在基普勒的办公室把这份报导给了法官，他的反应却很冷漠。他要问问陪审团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前就得到过不得看报的警告，但恐怕许多人如今已看过这份《华尔街日报》，他和我对此都没有太多的怀疑。

被告律师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纳西州保险署副署长，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经请他作证。他的任务是让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边。

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约40岁，穿一套漂亮的高档西装，脸上充满诚意，经常挂着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极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德拉蒙德就他的机关的管理职能，问了一大堆平淡无味的问题，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保险署的官员们时时刻刻挥舞着皮鞭，骑在保险公司头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纳西州依然是一个名声颇佳的公司，那么它的作为显然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