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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中的文化建设是有名的，岂止是办刊物。在1941年，冀中的文化生活中有好几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发起“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一是军区火线剧社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一是文艺工作者到敌人据点、炮楼前开展“政治攻势”。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形势相对而言还比较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1937年底至1938年秋是冀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么1940年秋至1941年冬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算是冀中第二个黄金时代了。有的老人甚至说，一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都没觉得有多紧张。尽管日伪要大“扫荡”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但东西早就收拾好了，敌人来了，要不跟着部队走，要不到下面去躲一躲，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老人还说，1941年以来，形势虽日趋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此前有些不同。1941年以前，敌人每年都要搞几次大“扫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敌人没搞大规模“扫荡”，只是不声不响地“蚕食”人们在感觉上，并不觉得多紧张。就好比一个人，一年生了几场大病，发了几次高烧，就记得那一年身体不好。而如果在一年里只是小病小灾，尽管病菌在步步深入，连续发作，但在记忆中似乎是没闹过什么病。有的老人还说，印象中“五一”大“扫荡”前，中心区据点的敌人，似乎较以往“平静”，他们说，这，说不定也是日本人的诡计。采访王炎记录。

马玉槐很是留恋那两年的时光，他说，那两年，“抗日歌曲也唱，情歌小调也唱。”采访马玉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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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1）

“狼来了”

1941年7月11日——距“五一”大“扫荡”9个多月。

在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中国事件仍是日寇之基本国策，严重镇压我党我军又成为敌寇北进反苏或解决中国事件的必要手段，根据近日敌兵北撤及集结情况来看，敌有大规模‘扫荡’晋察冀边区全部，特别是首先‘扫荡’冀中区之极大可能。”为此“冀中区之党政军民应迅速地进行广泛的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在敌人极严重的‘扫荡’情况下，能坚持斗争战胜敌人的‘扫荡。’”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急于利用对他们有利的国际形势捞一把：要么“北进”进攻苏联，要么“南进”进攻东南亚。但不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必须尽快从中国战场脱身，而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又必须打击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八路军，又必须进攻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华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八路军总部对日军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估计是正确的，对日军即将对晋察冀实施大规模“扫荡”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对日军的主攻方向估计不太准确。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41年华北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路西山区根据地，而不是冀中。

1941年，我们估计日本人要“扫荡”冀中，而日本人却“扫荡”了路西山区；1942年，日本人声称要“扫荡”路西，实际却“扫荡”了冀中。历史，有时也真是会捉弄人。1941年10月4日——距“五一”大“扫荡”6个多月。

这时日军对路西的“扫荡”已接近尾声。冀中区领导分析了日军对路西山区“扫荡”的形势后，认为日本人腾出手后，有可能回过头进逼、压迫冀中。为此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部适当分散，以免遭敌合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阻止敌之“蚕食”。

据此月月底的统计：敌人在冀中的据点，为1026个，公路达到4310公里，封锁沟（墙）达2751公里。铁路两侧普遍挖有一至两条封锁沟。形势已是十分严重，但10月15日日军结束对路西的“扫荡”后，并未回过头来对冀中实行大规模“扫荡”，只是继续实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争夺的“蚕食”政策。

1942年1月——距“五一”大“扫荡”约4个月。

一批日伪高级特务于天津海光寺召开会议，对即将开始的冀中作战进行了“专门详尽的讨论”。

1942年2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个多月。

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命令各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认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