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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方腊，时迁和李立、汤隆、白胜几个，从小路混入独松关，祭起看家本领――放火。从而一举捣毁这个反动团伙，而且竟然和白胜合作，活捉了守将之一的卫亨！这也是时迁上梁山后唯一的一次正面擒敌！尤为可贵的是，俘获的敌人不是寻常小兵，而是一名高级军官。

而被方腊视为坚如磐石的昱岭关，在卢俊义损兵折将之际（史进石秀等六人中伏阵亡），还是时迁，关键时刻摸上关头，先放火，后放炮，扰乱敌情，在敌人不知所措之际，又大声虚张声势：“已有一万宋兵过了关去了，及早投降，免你一死。”这一攻心计还真大放异彩，当南兵惊得手脚麻木之时，林冲呼延灼率领大批士兵配合了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可以说，没有时迁，这一场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的经典战役不可能实现。

等到宋江大军破了方腊，时迁在返程的途中却因绞肠痧发作而亡，能够从九死一生的前线安然无恙，最终却因为急性阑尾炎而丧命，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上天不公，无过于此！

时迁是一个生活在水浒世界中“真实”的人，他有些胆小，形象也颇为猥琐。但是我们难以忘记一个身手敏捷、胆略过人、有勇有谋的神偷形象。他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摆脱“偷儿”的骂名，依托在一群无所不为的强盗中实现人格升华。但当上天给他一个可以拨乱反正的机会的时候，胜利的彼岸却在咫尺之遥和他说再见。

时迁没有享受过一天被世人正视的日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尝到过衣锦还乡的滋味，即便在梁山内部，他也只不过是一个需要的时候才被想起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地位，和叛徒白胜、盗马贼段景住同列最后三席。在强盗的逻辑里，小偷和叛徒始终是可耻和不可信任的，哪怕他有再多的贡献，一次污点，是永远也洗脱不干净的。

时迁有无后人，书中没有明写，按照他的个人情况，大约是单身汉一个。在他死后，也无非得到一个“义节郎”的虚衔，至于圣旨说道“无子嗣者立庙拜祭”，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哪座庙宇能供奉一个小偷为神，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

水浒好汉熙熙攘攘，但是这个机智心细的小人物，将永远和武松林冲等光芒四射的大英雄一起，并存在我们记忆中。

时迁时迁，时过境迁！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补记：截止发稿前，正好接朋友消息，神州大地还真有时迁庙，如《阿Q正传》中的穆神庙。另在浙江沿海、四川北部也有不少较小的时迁庙，名字稍有不同，有穆神庙、迁神庙、贼神庙等种种叫法。去拜的人不少是有钱人，乞求时迁老爷别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去偷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已经失窃的人去哀求哭诉，看能不能多多少少归还一点，弥补损失。这对时迁来讲，无疑是个极大的安慰。）

闪耀人性和佛性光辉的花和尚鲁智深

闪耀人性和佛性光辉的花和尚鲁智深

有人说，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只有一个大侠，那就是鲁智深。其实我觉得这话简直是荒谬绝伦！严格地说，只有一个超级大侠――鲁智深！

鲁智深的江湖经历，已经超越了所有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范畴”。在讲这个论断之前，我们有必要将梁山好汉的社会身份剖析一下。

北宋末年，或者说整个封建社会时代，存在于世间的，一共有三种意识形态，分别是：士大夫形态、小市民形态以及农民形态。

士大夫形态即指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属单位，他们信奉儒家正统思想，恪守“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行事必须按照规则，阶级等级森严而不可越位。他们主要包括：皇帝（宋徽宗）、文臣（高蔡童杨四大奸臣、宿元景等忠臣）、武将（李成、闻达等）、各级地方小公务员（提辖、都头、押司、制使、孔目、牢子、节级等）等等。士大夫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享受国家福利津贴。

小市民形态即指“士农工商”中的“工”和“商”以及广大无业人员。包括没落贵族（柴进）、大地主（卢俊义）、小地主（史进、孔明、李应等）、走江湖的（李忠、薛永等）、手工艺者（萧让、金大坚、孟康、汤隆等）、土木工程家（陶宗旺）、屠宰专业户（曹正）、医生（安道全、皇甫端）、裁缝（侯健）、脚夫（王英）、渔夫（三阮二张等）、出家人（鲁智深、武松、公孙胜）、樵夫（石秀）、猎户（解珍、解宝）、白丁（吴用、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