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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健康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对西奈山医学院的医生们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他本人运用维生素C来预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收到了维克多·赫伯特博士写来的一封“言辞非常尖锐”的来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营养师，曾经帮助过制定维生素日荐量的美国标准。他在信中攻击鲍林说，他用维生素C的所谓优点为江湖骗子提供了帮助和安慰。赫伯特质问鲍林：哪里可以找到处于严密监控下临床研究的资料，可以用来证明抗坏血酸的确对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仅仅读了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维生素C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C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C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C对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C没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C的学生中，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轻30％。维生素C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C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C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C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C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C——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C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