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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像明人给张居正的评价“救时宰相”，张居正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他的努力只能使明朝的危亡得到暂时的缓解，却终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结局。等到后来张居正十年努力留下的家底被神宗弄得干干净净，国事日趋衰败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了他的好处。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1629年），明思宗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给还他的后人官荫与诰命。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恰恰是当年在“夺情”事件中因弹劾张居正而被打残双腿的御史邹元标。

张居正平反后，有人在他江陵的故宅题诗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但在“封疆危日”才来的这种公正的评价实在是太晚了，已经对国家的危亡丝毫无补。这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明朝就灭亡了。

拥有天下却还疯狂敛财（1）

明神宗处理了张居正，开始亲自执掌大权。但他不久就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万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为由，传令暂免朝讲数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明神宗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不让皇帝生病吧。但他虽然对朝政不感兴趣，却对一件事情毫不放松，那就是敛钱。史学家孟森曾评价这位皇帝为：“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个财迷，总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于是就纷纷寻找原因。给张居正作传记的朱东润先生曾经从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统入手分析，认为朱元璋从贫民起家为皇帝，神宗的父亲这一系就算是出身贫农；而他母亲李太后也来自于平民家庭，是一个小农的女儿，则他母亲这一系也算是小农。这样贫农的后代，小农的外孙，恐怕就会带点狭隘短视，所谓“小农意识”，对金银财宝之类的便会看得格外重些。这或许也有点道理，但人总是复杂多变的，根据血统来确定一个人终身的性格行为，恐怕不会那么准确。西晋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但却小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别人买去得了种子，居然不嫌麻烦的把每颗李子都凿了核再卖。由此可见，这血统什么的实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贪财的原因，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或许这和当年张居正对他的管束有关。张居正教育小皇帝，作为贤明的君主，要重视粮食蓄积，而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而珠玉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对于小皇帝逢年过节的花费和对宫里人的赏赐，他也劝皇帝要竭力俭省，于是小皇帝给宫女们的赏赐从来都很寒酸。但是，在受过了这么多正统的节俭教育之后，小皇帝终于开始不耐烦了，尤其当他面对张居正的抄家清单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昔日老师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为报复吧，都会让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不一般起来。所以，他一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但对于神宗皇帝来说，查抄的这些家产不过是点小钱，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于财富的渴望。于是他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捷径，从而也带来了明代后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矿税。

其实，皇帝想出这个敛钱的招儿也挺不容易的。田赋是不能再加了，否则只好让老百姓喝风；商税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来也太麻烦；传统的专卖，则品种固定，数额也基本稳定，估计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几种收入都是要上缴国库的，也就是说，属于国家财产，未必容得他随心所欲的花。至于抄家，只能偶尔为之，总不能作为一项经常收入吧。所以，最后他就打起了这开矿的主意，绕开各级政府官员，只让自己亲信的太监前去办理，得到的好处，也就统统算做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了。

当然，开矿能变成一种生财之路，也是当时的科技水平有所发展的结果。开矿要上税，始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就是一种应付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后的历朝历代，矿税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起初，矿税所得在政府税收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矿藏的开发，这笔收入渐渐变得可观起来，到了明代，征收的范围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是，由于开矿要凿山挖地，总被认作是一种破坏“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