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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这就证明反对海运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组织船队通过海运赚钱，朝廷为何就不能开通海运？赞成海运的大臣认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运河上的商人还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反对朝廷启用海运。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载货被控制在私人手中（这当然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南下的船只则装载能获利的私盐。运河上的商人当然不愿意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对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愿让朝廷插手私人航运，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受到官员的勒索与盘剥。

反对海运的官员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况，他们提出，朝廷可否开通海运应该调查沿海情况后再作决定。这个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调查“沿海情况”的结果是，沿海商人找种种借口说朝廷不宜开辟海运。结果，这次争论再次以海运派的失败而告终。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这一年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形势比人强，这次道光皇帝终于决定开通海运，不过得向漕运系统妥协，称开辟海运是临时性的。为了赎买漕运系统的运粮特权，道光在启用海运的第二年又拨款疏浚运河。这一举措保证了漕运系统的“财路”不被切断。运河修好后，漕运系统理所当然地收回了运粮特权，海运在短暂启用后被废止。

1845年，京城的粮食再次发生严重短缺。这次倒是没有经过争论，朝廷毅然决定改用海运。但是*低效的漕运系统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运河南段被太平军控制后，漕运系统才不再“工作”。而此时，距1803年的那次“漕运海运之争”已隔着40多年的光阴了。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朝的“海运”改革被推迟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该蕴藏着多少发展机会？

回顾晚清的“漕运海运之争”，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运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被阻扰了40多年。当他们的主张得以落实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就漕运派而言，他们虽然一次次地维护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们输掉了大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像一群过于贪婪的寄生虫，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寄生虫离不开寄生体，寄生体被吸干、啃死之时，便是寄生虫灭绝之日。

“一山放过一山拦”

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非常有名，主持这本杂志的人叫雷震。雷震主持《自由中国》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间，《自由中国》宣传自由，倡言*，与专制*的国民党进行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1960年把雷震关进了监狱，关了整整十年。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在1961年雷震过65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手书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此举的用意显而易见，一方面表达了对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勉励雷震，思想自由的溪水终究是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

由于与“雷震案”发生了牵连，由于胡适在特殊的时期所赋予的特殊寓意，杨万里的这首《桂源铺》变得更加有名——说起《自由中国》杂志，谈到雷震，人们往往就要引用这首诗。

其实，杨万里还写过一首在意境上与《桂源铺》截然相反的诗，这就是《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中的一首：“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乍一看，这两首诗格调迥异，前者“堂堂溪水出前村”充满豪情，后者“一山放过一山拦”则不免悲壮。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合起来体会，就会感到恰到好处。在人生陷入困顿的时刻，吟咏“堂堂溪水出前村”可以自壮自勉；而在人生得意之时，品读“一山放过一山拦”则可自省自查。前者让人不要垂头丧气，后者让人不要得意忘形。

对于“堂堂溪水出前村”所寄寓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无需赘言，在这里我只就“一山放过一山拦”略作发挥。

就表面理解，“一山放过一山拦”确实容易给人以悲凉之感。但如果我们拓宽思路，此语同样可有积极的解读。那便